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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淑风丨小说虫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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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闫淑风,山西运城人,中学教师,喜欢阅读,偶尔涂鸦文字,主要作品有《阳春三月爬山去》《游双龙湾记》《烤红薯》《又是一年秋雨时》《姑啊一路走好》《买花记》等,陆续发表在报纸,地方媒体,校园文刊等。相信用心聆听花开的声音,终会收获桃李满园。

这是一个爱读书的朋友介绍给我的小说里的人物,作者李佩甫,当代作家,河南人,作品是他获茅盾文学奖的一部,文笔细腻,人物形象和心理描写很精彩。这是一幅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生命群谱图,书中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生命,他们卑微,挣扎,他们私欲膨胀,又淳厚善良,他们为生计为前途为钞票,为讨个说法为争一口气为养儿育女,奔命,厮扯,搏杀,将自己镌刻在厚重的《生命册》上。虫嫂,只是那些卑微生命里的其中一个,打动我的一个。首先声明,我笨嘴拙舌,描不全虫嫂的故事,但我的确含着泪水读完,虫嫂,一个卑贱的人物,无梁村人的笑柄,却那样深深打动了我。在无梁村的平原上,长着一种草,叫“小虫儿窝蛋”,花草看上去小身小样儿的,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哺育种子能力,她的别号“虫嫂”,就来源于这种植物。虫嫂生长在大辛庄,她长的很袖珍,一米三四的样子,据说六岁那年被一个耍猴的本家叔叔拐出去卖艺,敲一声锣她就得猴子一样翻个跟斗。她嫁给了无梁村的老拐,老拐个子很高,是个瘸子,他俩的搭配,成了无梁村人开涮的“开心果”。新婚夜村里人听房,老拐的家底亮个响光,三百四十七块六毛外债,结婚用的自行车缝纫机都是借的,全部的家当财产,就是窖里的红薯,晒好的二十斤红薯干,一头牲口。虫嫂新婚第二天,就给牲口院交了五十二斤草,那时一个壮劳力一天才挣十个工分,虫嫂一早上就挣了八分半。当然,这只是收获的一部分,虫嫂还从村田里“顺便捎带”回了五穗嫩玉米。后来,虫嫂陆续有了孩子:大国、二国、三国,一溜烟三个嗷嗷待哺的“国”货,村里人逐渐发现,虫嫂不光“捎带”嫩玉米,她的衣服上缝了很多口袋,她家里的谷子、芝麻、黄豆,大多都是干活时“捎带”回来的。虫嫂的“小偷”名声不胫而走,好多次,她被抓个现形,村口几乎成了她的“赃物”展览台,女人们都说,虫嫂没脸皮,每次被抓住,总是神色不改,嘻嘻地笑,狡辩说,娃饿了。好多次,就因为这句话,她被抓住之后又放了。也许是真的,娃饿了。虫嫂家里五口人,老拐不能干重活,胃口还大,还有三个小吃货,简直就是一屋子蝗虫,刚收的麦子,一个夏天没过完就吃光了,余下的三个季节,九个月,二百七十多天,就只能吃红薯菜汤了,好在虫嫂能源源不断地“捎带”回来玉米粒,青豌豆,嫩红薯,三个“国”货们有这些“绿色食品”的滋润,在那个连树皮都能吃的年月里,一个个都好像被充了气的皮球,滚圆嘟嘟。虫嫂已经是惯犯,抓住了,展览,游街,然后放了,再偷,再被抓,放了再偷,从不收手。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被揪出来,站在桌子上,很袖珍。人说,翻一个,虫嫂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像猴子一样,还嬉皮笑脸,放了回家,接着偷。但她有她的原则,只偷集体,不偷私人,只偷吃的,不偷其他。有一次,虫嫂去偷枣,让看枣园的“独眼龙”抓住了,“独眼龙”五十多岁,没娶过媳妇,光棍一条,他看见虫嫂,起了歹心,条件是,虫嫂可以带走她摘下的枣子,否则,偷一罚十。老拐干不了重活,三个“国”们嗷嗷待哺,虫嫂别无选择,她从了,那一次,虫嫂没有笑,她哭了,很伤心,因为裤腰带问题是女人的大忌,虫嫂的做人防线被老光棍毁了,从此,她不仅偷物,而且又添了一个“偷”人坏名声。男人们是寻着腥味偷吃的猫,他们闻风而动,争先恐后找虫嫂“谈话”,场院里、瓜棚下、芦苇荡、牲口屋,都成了虫嫂被“谈话”的场所;看菜园的、看磅的、大队保管、小队队长、记工员、治保主任,都是虫嫂被“谈话”的顶头上司。一段时间,这风气在无梁村瘟疫一样氤氲着,虫嫂家里的吃食潮水般源源不断,厨房里甚至时常缭绕着清油和猪肉的香气……女人们仇恨的火种,也在这阴风中燃烧,爆裂,虫嫂被打了,她被女人包围在场院里,剥光了衣服,用木棒,用桑叉,用扫帚、木锨、萝头、扎鞭,劈头盖脸,一顿毒打,她蓬乱着头发,跌倒在泥水中,鲜血淋淋。孩子们在学校,显然受到了牵连,他们放学回家,常常被讥笑嘲骂、追逐撵打,他们被叫做“贼娃子”,成了调皮孩子恶作剧的对象。大国终于忍无可忍,他跑了,偷偷爬火车,要去乌鲁木齐,他的眼中,爬满了仇恨的蚂蚁。虫嫂说,她改,她不愿让自己的坏名声牵累了孩子,她真的从此改邪归正。孩子们得吃饭,上学,虫嫂走村窜巷,拾荒叫卖。那年,大国考上县一中,虫嫂逢人就说,俺大国,考上了。虫嫂到学校给大国送蒸红薯,她想让娃趁热吃,她背着蒸红薯,被一群捣蛋娃忽悠着满学校跑,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不见,任她在校门口站了一天,他说,管她鳖孙呢,“我”把他领到虫嫂跟前,他恶狠狠地夺下红薯袋,谁让你来?谁让你来?赶紧走,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他甚至以不上学相威胁。虫嫂心疼儿子,小心翼翼,从此,每周给儿子送馍送钱,她都远远站在桥头,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破手绢包着厚厚的一叠小钱,那是她走街串巷收卖鸡蛋的收获。她一直等到儿子下课,接过馍兜,一句话不说,扭头就走。二国上高中那年,老拐得了骨癌,虫嫂没钱看病,到县防疫站卖血给老拐输液,每天跑十八里,到镇上买荷叶包着的肉煎包,老拐整整吃了十天,临走前,老拐拉着孩子们的手,说,你娘不欠我的,我也算是有福人。他说,娘再有错,也是娘,看我面,叫句娘吧,尽管,孩子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叫娘,那样的不情不愿,虫嫂还是很知足,她哭了,满面泪痕。二国上中学时,虫嫂又卖了两次血,给儿子交了学费,仍然每周送馍和钱到桥头,等儿子来取。到国花上高中,虫嫂已经来县城收破烂了。那时大国已示范毕业,攀上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岳丈,成了国家干部,分了新房,单住,他的工资,完全可以顾家,但他,一毛不拔。那天,虫嫂推着烂三轮走街吆喝,碰上西装革履的大儿子,她捂着嘴,怔怔地看着他骑车从她面前,扬长而过。虫嫂看见,大国的旧自行车撞坏了,放在修理铺,她悄悄买了一辆新车,在修理铺等儿子来,把车给他,她不要儿子给她的二十块钱,她说,钱你自己花。她说,放心吧,你是公家人,我不去你家找你,我不给你丢人。在那些年份里,县城的人们,都会隐隐约约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一双油污污黑乎乎的脏手,一把破的不成样子的巴蕉叶扇,松散着乱发,拍拍打打,挣挣扎扎,沿街叫唱。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她还是个“地下工作者”,她给儿女们送钱送粮,都按指定的接头地点,从不暴露身份,她不想给孩子们添堵,她已习惯了避人。街口邮局的人都说,就这小个子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她每月定期给上大学的孩子汇款,亲眼所见,你别不信。虫嫂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了无梁村。她黑着双手,但穿戴体面,打了一辆的,回村了。她供了仨大学生,母以子贵,也算衣锦还乡。她带了一大袋的大白兔奶糖,逐家奉送,她逢人便讲,大国二国三国都孝顺,都非得让她去,都争着养活她。她说不想连累孩子,偷着跑回来的。人们常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虫嫂死了,大国二国三国并没有回来,真实的消息是没有翅膀的鸟,飞了回来,原来仨国轮流养妈,每人一月,但每月有28,29,30,31天,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不公平,于是有一天,争吵不下,虫嫂被晾在门外,天寒地冻,无家可归。虫嫂是回家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扇子。虫嫂的扇子里有三万块钱支票,人们用这钱安葬了她。村里人整理遗物,发现虫嫂有一百零四份邮局汇款单,上面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华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有一个成语叫“舐犊之情”,有一部电影叫“妈妈再爱我一次”,有一首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一部经典是“孟母择邻”。卑微如你,虫嫂,你用有些人眼里最不美观的方式,谱写下天地人间慈母育儿的泣血长歌,卑贱的生命,茹苦含辛的喂养,母亲,虫嫂,读你,我泪眼婆娑。文章你若喜欢,请在文末点赞,并点击“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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