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湘雅故事颜福庆萍乡防治钩虫病

点击上方“ 　　颜福庆深知中国传统医学精华的要义是治未病。湘雅，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预防医学事业中有特殊的地位。年签订的第一次湘雅合约中明确：“设立一个研究中国特殊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的试验室”。湘雅从创办之初就把公共卫生摆在了突出位置。年，外国医生罗感恩在洞庭湖地区发现第一例血吸虫病，更引起了颜福庆对公共卫生的高度重视。因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一创办，就开设了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学课程，颜福庆亲自授课。他还与长沙市政改造会合作，掀起了一场环境卫生革新运动，带湘雅学生到湖南、江西产煤区进行钩虫病的调查。年4月，颜福庆申请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了一年的公共卫生学。进修期间，专门到拉丁美洲参加钩虫病防治工作。　年春，洛氏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的黑塞博士(Dr?Heiser)和诺立斯博士(Dr．Norris)来华考察，发现中国中部地区钩虫感染率很高，对农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呼吁中国政府和煤矿主对此引起重视。　颜福庆抓住机会，代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向洛氏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在控制钩虫病感染方面得到委员会的帮助。委员会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大、最为先进的萍乡煤矿进行实验。　同年11月10日，洛氏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主任到达上海，与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夏偕复洽谈，达成了合作的框架性协议：由洛氏基金承担矿工的体检和治疗，并提出改善煤矿环境的可行性建议，由煤矿当局采纳实行；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卫生机构，专门从事钩虫病防治工作。洛氏基金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颜福庆，后来又派兰安生博士来协助颜福庆的工作。萍乡煤矿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是当时中国所采最丰富的储煤区之一。年，盛宣怀招股银万两，设立萍乡煤矿局，采煤作为汉阳铁厂的燃料。萍乡煤矿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年煤年产量已达万吨，焦炭25万吨。雇佣各类人员人，其中70％是井下矿工。煤矿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气候条件都为钩虫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为摸清井下钩虫病的感染原因，颜福庆多次深入米下的竖井调查。井下伸手不见五指，最低温度在28．9摄氏度，湿度平均达97．7％，终年潮湿、泥泞、闷热不堪。常人在井下哪怕呆上半分钟，就会失去方向感，孤独感、恐惧感紧随其后，一齐袭来。这种与世隔绝、地狱般的感觉，是第一次下井的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但颜福庆为了采集标本，不怕艰苦，一次次地深入井下。 　　当时萍乡煤矿的矿工们，就是长年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下劳作。凌晨四到六点，他们就在工头带领下，乘“罐笼”下井。下午四到六点出来。井下只吃一顿辣椒拌饭。渴了，喝几口水管里的生水。井下太闷热，他们干脆赤裸着身体，吭哧吭哧地开山挖煤。井下没有厕所，他们只能在巷道和采煤区随地大小便。颜福庆在调查时，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大便。当有钩虫卵的粪便感染土壤后，便在适当温度下发育成幼虫，裸露的皮肤一接触到被感染的土壤，幼虫就会穿透皮肤进入体内，引起“着地痒”，逐渐发展成钩虫病。矿工们住的茅草房。王簃兰提供。 　　井下调查后，颜福庆着手调查地面的感染源。 　　调查发现，煤矿独特的供水系统，是钩虫感染从井下传播到地面的重要渠道。所有工业和家庭用水，都来自矿井。降落在山上的雨水，在较浅的土矿井中先行聚集起采。这些浅的土矿井只能在矿层的露头处开采。当时的萍乡煤矿，共有多个这样的土矿井。正在开采的就有12个。这些土矿井的卫生设施非常缺乏，温度常常在摄氏30—35度(华氏86—96度)，湿度为％。厚达15—30厘米的泥水，覆盖整个矿井，当和粪便、尿液混合后，便成了适合钩虫和其他寄生虫生存的温床。　到达矿井里的水，在通道两侧的排水沟聚集，最后流向最低水平的蓄水池。从这里以每小时立方米的速度被泵送到地面，再经由水管输送到地面不同的部门。技术用水和家庭用水都取自这里。因此，水在到达地面前就可能已经被污染。在矿井里，水还被井下的洗涤污物严重污染。当水由敞开的排水沟导向地面时，还会受到进一步的污染。例如，医院就建立在排水沟上。排水沟把水排往煤炭洗涤处时，病人的排泄物也一同排去。每年的缺水季节，洗涤处的水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使用，这必然导致更多的污染。因此，煤矿的供水，在钩虫病感染的传播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地面上另一个感染源是厕所。矿工居住的5处地方都有一个带坑的厕所。在粪坑上平行铺设两块长约80厘米、宽约16厘米的木板，两板之间留有长长的开口，以便粪便和尿落人粪坑。厕所是用砖砌成的，没有窗户，通过墙上和屋顶上的洞来通风。厕所后面，粪坑向后墙延伸30—50厘米，供清掏工掏粪。虽然这种厕所被改进以适应人们的习惯，但是防蝇防臭的困难还是很大。其中1个厕所的粪便，用于矿上的菜园。其余4个厕所的粪便，拖往村中的集粪池，卖给周围的农民。煤矿周围的乡村是重要的农业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因此对肥料的需求相当大。随着粪便的卖价升高，整个矿区出现了大量的厕所。几乎住在煤矿和农村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这对钩虫从煤矿向周围农村传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虽然有许多厕所，但很多不讲卫生的雇员仍旧喜欢随地大小便，比如一些靠收集煤矿中的垃圾为生的苦力和孩子。此外，收集、运输、贮藏及销售粪便的方法尚不令人满意，这也会导致钩虫感染扩散的可能。　矿区两个浴室也为钩虫和其他皮肤感染提供了可能。浴室只是用砖砌成的两个大水池，矿工出井后就来浴室洗澡。池水每天换两次。但是使用浴池的矿工太多，矿工们还有用池水洗工作服的坏习惯，因此池水从来都是不干净的。幸运的是，这两个浴室仅供矿工使用，对地面的工作人员不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由于上述显而易见的原因，使地面工作人员也会有较高的感染率。菜农中有较高的钩虫病发病率，是因为他们与受感染的粪便接触，导致感染。在煤矿洗涤处，因为直接用手去挑选湿煤，导致感染。在煤灰堆积场，由于长时间地赤脚浸在水和煤灰的混合物中，导致感染。在砖厂，则是由于手和染有钩虫的湿黏土接触所致。矿工们在大澡堂洗澡。王簃兰提供。　大部分钩虫病人仍然能从事日常工作，如果事先没有宣传，他们绝不会主动前来接受检查。因此，颜福庆在矿上做了为期半个月的宣传。给矿工们做通俗演讲，展览钩虫标本，在矿工聚居地张贴宣传图片和海报。在整个宣传阶段，共进行了39场关于钩虫病的通俗演讲，发放了张传单、张海报和本宣传小册子。为了让矿工们有直观的印象，颜福庆还在办公室放了一台显微镜，邀请矿工们前去观察钩虫的活动。宣传普及阶段结束后，开始标本取样和化验。　煤矿人多、部门多，收集标本非常耗时。尤其是井下矿工，一天12小时在井下，分头作业，组织涣散，收集标本十分困难。为了收集一队20名矿工的标本，有时甚至要花半个月。井上和井下人员合计达2万多人，每人一份标本，就是2万多份。颜福庆在现场培训了4名化验员，专门负责标本检验，指定一人做负责人。使用显微镜检查钩虫卵不算太难，4人很快掌握了化验技术。为了保证短时间里检验大量标本的精确性，颜福庆对检验程序进行了设计。将每份标本做成3张涂片，由3名化验员同时化验。如果发现阳性涂片，则由负责的化验员来验证。所有阴性的标本再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然后再用上述方法重新检查一遍。如果离心前后6张涂片都是阴性的，才能确定标本是阴性。在颜福庆安排下，4名化验员每天工作6小时，一天才能处理70份标本。 　　化验结果令人触目惊心，矿工的钩虫感染率高达81．6％。 　　随即进入药物治疗阶段。看似简单的吃药，做起来并不容易。矿工兄弟们由于对西医、西药的不了解，部分人反对治疗,有的甚至张贴布告，声称吃药会失去生育能力，是外国人灭绝中国人的阴谋诡计，鼓动工友们不要前去接受治疗。矿上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医院治疗。并采取激励措施，除照发工资外，每天还给予一定的补贴。　医院治疗中，矿工们下午医院，每个感染的矿工服用60克硫酸镁，不吃晚饭，直接上床休息。次日凌晨6点，服用0．75毫升的藜，上午8点再服用同样剂量的藜。或者服用麝香草酚，上午6点、7点、8点分三次服完40粒。　最终控制、消灭钩虫，要靠卫生条件的改善。在颜福庆的说服下，煤矿专门建立了一个卫生部，负责一切与矿上卫生有关的事宜。由一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环境卫生工程师任主管。　在所有卫生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在井下使用椭圆形的提桶，涂上焦油，配上盖子和提手，再编上号码，作为移动厕所，每天由专人收集、分发和清洗。　萍乡煤矿钩虫病的调查和防治，前后花了22个月时间。颜福庆总结了取得的主要成果：　第一，唤醒了矿工的一般环境卫生意识，尤其是防治钩虫病方面的意识。虽然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矿工们完全的赞同，至少每个人都掌握了关于钩虫病的一些知识，这会使将来的工作越来越容易开展。第二，钩虫感染率从81．6％下降到39．5％，减幅为42．1％。当然，如果感染源没有被消灭的话，这种减少很可能是暂时的。第三，所有井下工人接受强制检查与治疗，对于新来的矿工更重要。第四，井下提供提桶，地面建造卫生厕所。第五，成立了一个永久的环境卫生部，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医院，每年有将近美元的预算。 　　在调查基础上，颜福庆写成了两篇英文论文《湖南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报告》、《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的控制》，前后发表于国外的《国际卫生专刊》和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两份报告是颜福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代表作。报告以翔实的现场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具体入微的解决措施。不仅是中国工业卫生史上开拓性的杰作，也是世界工业卫生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萍乡防治钩虫病根据颜福庆传一书编撰）。让矿工们用显微镜观看钩虫幼虫。王簃兰提供。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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