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贾平凹老西安上

老西安(1)

　　本书讲述千年古都西安心灵史和西路上一位著名作家的情感之旅！是贾平凹经典散文中最厚重，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作者以文化学者身份透析历史名城所做的人类学方式的长篇散文报告。作者对古城西安的历史演变，做了个人感受式考察抒写。贾平凹采取民间百姓的评说方式，借以阐释西安的历史沿革。文章纵横捭阖，把个人参与历史建构时的感悟与历史事件的描述融合抒写出来。全文既像人类学的城市史调查，又似历史学的时段研究方法，不仅有短时段的政治军事史研究，还有中时段的经济文化史研究。

　　当我应承了为老西安写一本书后，老实讲，我是有些犯难了，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虽然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七年，对过去的事情却仍难以全面了解。以别人的经验写老城，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要凭了一大堆业已发黄的照片，但有关旧时西安的照片少得可怜，费尽了心机在数个档案馆里翻腾，又往一些老古董收藏家家中搜寻，得到的尽是一些“西安事变”、“解放西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国人皆知，哪里又用得着我写呢？

　　老西安没照片？这让多少人感到疑惑不解，其实，老西安就是少有照片资料。没有照片的老西安正是老西安。西安曾经叫做长安，这是用不着解说的，也用不着多说中国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尤其汉唐，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城市的恢宏与繁华辉煌于全世界。可宋元之后，国都东迁北移，如人走茶凉，西安遂渐渐衰败。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荒废沦落到规模如现今陕西的一个普通县城的大小。在仅有唐城十分之一的那一圈明朝的城墙里，街是土道，铺为平屋，没了城门的空门洞外就是庄稼地、胡基壕、蒿丘和涝地，夜里有猫头鹰飞到钟楼上叫啸，肯定有人家死了老的少的，要在门首用白布草席搭了灵棚哭丧，而黎明出城去报丧的就常见到狼拖着扫帚长尾在田埂上游走。北京、上海已经有洋人的租界了，蹬着高跟鞋拎着小坤包的摩登女郎和穿了西服挂了怀表的先生们生活里大量充斥了洋货，言语里也时不时夹杂了“密司特”之类的英文，而西安街头的墙上，一大片卖大力丸、治花柳病、售虎头万金油的广告里偶尔有一张两张胡蝶的、阮玲玉的烫发影照，普遍地把火柴称做洋火，把肥皂叫成洋碱，充其量有了名为“大芳”的一间照相馆。去馆子里照相，这是多么时髦的事！民间里广泛有着照相会摄去人的魂魄的，照相一定要照全身，照半身有杀身之祸的流言。但照相馆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分之九点九的人只是经过了照相馆门口向里窥视，立即匆匆走过，同当今的下了岗的工人经过了西安凯悦五星级大酒店门口的感觉是一样的。一位南郊的九十岁的老人曾经对我说过他年轻时与人坐在城南门口的河壕上拉话儿，缘头是由“大芳”照相馆橱窗里蒋介石的巨照说开的，一个说：蒋委员长不知道一天吃的什么饭，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的辣子调得红红的。他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粪都要是我的，谁也不能拾。这老人的哥哥后来在警察局里做事，得势了，也让他和老婆去照相馆照相，“我一进去，”老人说，“人家问全光还是侧光？我倒吓了一跳，照相还要脱光衣服？！我说，我就全光吧，老婆害羞，她光个上半身吧。”

　　正是因为整个老西安只有那么一两间小小的照相馆，进去照的只是官人、军阀和有钱的人，才导致了今日企图以老照片反映当时的民俗风情的想法落空，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感到了老的西安区别于老的北京、上海、广州的独特处。

　　但是，西安毕竟是西安，无论说老道新，若要写中国，西安是怎么也无法绕过去的。

　　如果让西安人说起西安，随便从街上叫住一个人吧，都会眉飞色舞地排阔：西安嘛，西安在汉唐做国都的时候，北方是北夷呀，南方是南蛮吧。现在把四川盆地称“天府之国”，其实“天府之国”最早说的是我们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西安是大地的圆点。西安是中国的中心。西安东有华岳，西是太白山，南靠秦岭，北临渭水，土地是中国最厚的黄土地，城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长安长安，长治久安，从古至今，它被水淹过吗？没有。被地震毁坏过吗？没有。日本鬼子那么凶，他打到西安城边就停止了！据说新中国成立时选国都地，差一点就又选中了西安呢。瞧瞧吧，哪一个外国总统到中国来不是去了北京上海就要来西安呢？到中国不来西安那等于是没真正来过中国呀！这样的显派，外地人或许觉得发笑，但可以说，这种类似于败落大户人家的心态却顽固地潜藏于西安人的意识里。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一幕：有一次我在一家宾馆见着几个外国人，他们与一女服务生交谈，听不懂西安话，问怎么不说普通话呢？女服务生说：你知道大唐帝国吗？在唐代西安话就是普通话呀！这时候一只苍蝇正好飞落在外国一游客的帽子上，外国人惊叫这么好的宾馆怎么有苍蝇，女服务生一边赶苍蝇一边说：你没瞧这苍蝇是双眼皮吗，它是从唐朝一直飞过来的！

老西安（2）

西安人凡是去过镇江的北固山的，都嘲笑那个梁武帝在山上写着的“天下第一江山”几个字。但我在北京却遭遇到一件事，令我大受刺激。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要去天桥找个熟人，不知怎么走，问起一个袒胸露乳的中年汉子：“同志，你们北京天桥怎么去？”他是极热情的，指点坐几路车到什么地方换坐几路车，然后顺着一条巷直走，向左拐再向右拐，如何如何就到了。指点完了，他却教导起了我：“听口音是西安的？边远地区来不容易啊，应该好好逛逛呀！可我要告诉你，以后问路不要说你们北京天桥怎么去，北京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是全国人民的，你要问就问：同志，咱们首都的天桥在什么地方，怎么个走呀！”皇城根下的北京人口多么满，这一下我就憋咧。事隔了十年，我在上海，更是生了一肚子气，在一家小得可怜的旅馆里住，白天上街帮单位一个同事捎买衣服，跑遍了一条南京路，衣服号码都是个瘦，没一件符合同事腰身的。“上海人没有胖子”，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夜里回来，门房的老头坐在灯下用一个卤鸡脚下酒喝，见着我了硬要叫我也喝喝，我说一个鸡脚你嚼着我拿什么下酒呀，他说我这里有豆腐乳的，拉开抽屉，拿一根牙签扎起小碟子里的一块豆腐乳来。我笑了，没有吃，也没有喝，聊开天来。他知道了我是西安人，眼光从老花镜的上沿处盯着我，说：西安的？听说西安冷得很，一小便就一根冰拐杖把人撑住了？！我说冷是冷，但没上海这么阴冷。他又说：西安城外是不是戈壁滩？！我便不高兴了，说，是的，戈壁滩一直到新疆，出门得光膀子穿羊皮袄，野着嗓子拉骆驼哩！他说：大上海这么大，我还没见过骆驼的呢。我哼了一声：大上海就是大，日本就自称大和，那个马来西亚也叫做大马的……回到房间，气是气，却也生出几分悲哀：在西安时把西安说得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外省人竟还有这样看待西安的？！

　　当我在思谋着写这本书的时候，困扰我的还不是老照片的缺乏，也不是头痛于文章从哪个角度切人，而真的不知如何为西安定位。我常常想，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旦成形，它都有着自己的灵魂吧。我向来看一棵树一块石头不自觉地就将其人格化，比如去市政府的大院看到一簇树枝柯交错，便认定这些树前世肯定也是仕途上的政客；在作家协会的办公室看见了一只破窗而入的蝴蝶，就断言这是一个爱好文学者的冤魂。那么，城市必然是有灵魂的，偌大的一座西安，它的灵魂是什么呢？

　　翻阅了古籍典本，陕西是被简称秦的。秦原是西周边陲的一个古老部落，姓嬴氏，善养马，其先公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而封于秦地的。但秦地最早并不属于现在的陕西，归甘肃省。这有点如陕西人并不能自称陕人，原因是陕西实指河南陕县以西的地方一样。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开疆拓土，这下就包括了现在陕西的一些区域，并逐渐西移，秦的影响便强大起来，而在这辽阔的地区内自古有人往来于欧亚之间，秦的声名随戎狄部落的流徙传向域外，邻国于是称中国为秦。所谓的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古印度人称中国为支那、震旦，其实全都是秦的音译。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北土……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秦的英语音译也就是中国。中国人又称为汉人，中国的语言称汉语，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专家称之为汉学家，日本将中医也叫做汉医，那么，汉又是怎么来的呢？刘邦在秦亡以后，被项羽封地在陕西汉中，为汉王。刘邦数年后击败了项羽，当然就在西安建立了汉朝。汉朝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开辟了丝绸之路，丝绸人都自称为汉家臣民。西方诸国因此就称他们为汉、汉人，沿袭至今。而历史进入唐代，中国社会发展又是一个高峰期，丝绸之路更加繁荣，海上交通与国际交往也盛况空前，海外诸国又称中国人为唐人。此称谓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巴西的圣保罗，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以及新加坡等地，华侨或外籍华裔聚居的地方都叫唐人街。

　　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都起源于陕西和陕西的西安，历史的坐标就这样竖起了。如果不错的话，我以为要了解中国的近代文明那就得去北京，要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得去上海，而要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却只有去西安了。西安或许再也不能有如秦、汉、唐时期在中国的显赫地位了，它在十八世纪衰弱，二十世纪初更是荒凉不堪，直到现在，经济发展仍滞后于国内别的省份，但它因历史的积淀，全方位地保留着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现在人们习惯于将明清以后的东西称为传统，如华侨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会功夫，会耍狮子龙灯，穿旗袍，唱京剧，吃动物内脏，喝茶喝烧酒等，其实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东西在汉唐），使它具有了浑然的厚重的苍凉的独特风格，正是这样的灵魂支撑着它，氤氲笼绕着它，散发着魅力，强迫得天下人为之瞩目。

老西安（3）

十五年前的一个礼拜日，我骑了自行车去渭河岸独行，有一处的坟陵特别集中，除了有两个如大山的为帝陵外，四周散落的还有六七个若小山的是那些伴帝的文臣武将和皇后妃子的墓堆。时近黄昏，夕阳在大平原的西边滚动，渭河上黄水汤汤，所有的陵墓被日光蚀得一片金色，我发狂似的蹬着自行车，最后倒在野草丛中哈哈大笑。这时候，一个孩子和一群羊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我，孩子留着梳子头，流一道鼻涕在嘴唇上，羊鞭拖后，像一条尾巴。我说：“嗨，碎人，碎人，哪个村里的？”西安的土话“碎”是小，他没有理我。“你耳

　　朵聋了没，碎人！”“你才是聋子哩！”他顶着嘴，提了一下裤子，拿羊鞭指左边的一簇村子。关中平原上的农民住屋都是黄土板筑得很厚的土墙，三间四间的大的入深堂房是硬四椽结构，两边的厢房就为一边盖了，如此形成一个大院，一院一院整齐排列出巷道。而陵墓之间的屋舍却因地赋形，有许多人家直接在陵墓上凿洞为室，外边围一圈土坯院墙，长几棵弯脖子苍榆。我猜想这一簇一簇的村落或许就是当年的守墓人繁衍下来所形成的。但帝王陵墓选择了好的风水地，阴穴却并不一定就是好的阳宅地，这些村庄破破烂烂，没一点富裕气象，眼前的这位小牧羊人形状丑陋，正是读书的年龄却在放羊了！我问他：“怎么不去上学呢？”他说：“放羊哩嘛！”“放羊为啥哩？”“挤奶嘛！”“挤奶为啥哩？”“赚钱嘛！”“赚钱为啥哩？”“娶媳妇嘛！”“娶媳妇为啥哩？”“生娃嘛！”“生娃为啥哩？”“放羊嘛！”我哈哈大笑，笑完了心里却酸酸的不是个滋味。

　　关中人有相当多的是守墓人的后代，我估计，现在的那个有轩辕墓的黄陵县，恐怕就是守墓人繁衍后代最多的地方。陕西埋了这么多皇帝，辅佐皇帝创业守成的名臣名将，也未必分属江南、北国，倒是因建都关中，推动了陕西英才辈出，如教民稼穑的后稷，治理洪水的大禹，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一代史圣司马迁，仅以西安而言，名列《二十四史》的人物，截至清末，就有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帝王人数约占百分之五，绝大部分属经邦济世之臣，能征善战之将，侠肝义胆之士，其余的则是农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史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音乐歌舞艺术家，三教九流，门类齐全。西安城南的韦曲和杜曲，实际上是以韦、杜两姓起名的，历史上韦、杜两大户出的宰相就四十人，加上名列三公九卿的大员，数以百计，故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

　　骑着青牛的老子是来过西安的，在西安之西的周至架楼观星，筑台讲经，但孔子是“西行不到秦”的。孔子为什么不肯来秦呢，是他畏惧着西北的高寒，还是仇恨着秦的“狼虎”？孔子始终不来陕西，汉唐之后的陕西王气便逐渐衰微了。民间的传说里，武则天在冬日的兴庆宫里命令牡丹开花，牡丹不开，逐出了西安，牡丹从此落户于洛阳，而城中的大雁塔和曲江池历来被认为是印章和印泥盒的，大雁塔虽有倾斜但还存在，曲江池则就干涸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天下完全成了南方人的世事，如果说老西安就从这个时候说起，能提上串的真的就没有几个人物了。

　　一九○○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难西安，这便是西安临时又做了一回国都吧。这一次做国都，并没有给西安增添荣耀，却深深蒙受了屈辱，更让西安人痛心的是庚子之乱的结果将西安人赵舒翘处死。

　　赵舒翘的家是居住在城西南的甜水井街上，我曾在双仁府街居住了数年，因双仁府距甜水井极近，偶然就认识了赵氏的后人并成为熟客，常去他家吃酒喝茶。那是个大杂院，拥挤了十多户居民，但在那以砖墙和油毛毡分隔出的七拐八弯往里走，随处是搂粗的屋柱，菱花雕窗，墙头的砖饰，想见着往昔是多么豪华。我坐在惟一产权归他的那间偏房小屋，光线阴暗，地面潮湿，撑起那精致的揭窗，隐约地看到几件老红木椅柜，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幽怨之气，疑心落在窗前一棵紫藤上的小鸟是赵舒翘的托变。赵舒翘是当时西安人做的最大的官，由刑部尚书到军机大臣，甜水井街几乎就是赵家府。慈禧西逃，就是赵舒翘护驾到他的老家的。清室代表与八国联军谈判时，联军提出必须严惩义和团的幕后支持人刚毅和赵舒翘，而刚毅在西来途中病死，赵舒翘自然被洋人盯住不放。慈禧是欣赏赵的，曾亲笔为赵题写“镜清光远”挂屏一幅，所以不想杀之，先是革职留用，后改为“斩监候”（死缓），但洋人一再威逼，慈禧才拟改斩赵取得联军谅解。消息传出，西安各界人士便群起为赵舒翘请命，数万人在钟楼下游行示威，慈禧遂改“赐自尽”，让他得个全尸。赵舒翘时年五十四岁，体质强壮，加之内心总在想慈禧能有赦免的懿旨追来，因而服鸦片不死，又服毒药数种不死，折腾了几个时辰，最后是被捆在木板上以黄裱喷烧酒一层一层糊面憋死。赵舒翘一死，家府中的男人就作鸟兽散了，仅存下一大群妇道人家靠往日积存度日。妇人多阴气重，家境一败再败，屋舍典卖从一条街到半条街，由半条街到三处院落，直至解放后，赵家的正宗后人，也即我的那位熟人只能栖身于一间小屋了。据说赵舒翘临死前遗训子孙“再勿做官”，此话准确与否，没有深究，但事实是赵家的后人皆以技艺生活，再无一人在仕途上。

老西安（4）

就在赵舒翘被赐死的时期，却有另一个被赐了“一品诰命夫人”，这便是三原安抚堡的一个寡妇。寡妇是人物漂亮，处事果断，远近盛传她是金蛤蟆精变的。夫家原是当地的首富，她初为人妻，男人就病死了，村人都说她得改嫁，这户人家从此要败了，她偏就顶门立户，将一个大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难得一个妇道角色，几十年里鸡啼起身，描眉油头，打扮得容光焕发，然后提了曳地长裙，踮了三寸金莲，登坐于专门修筑于大院中的一个板楼上，监督百十号长工短工劳作。慈禧逃来西安，也正是所谓国难之时，这寡妇竟有主见，用马车拉

　　了满满一车金银捐贡朝廷，感动得慈禧要认她做干女儿。

　　一个是朝里人，一个是民间事，在清朝末年，陕西人演绎的悲喜剧绝对是陕西人的特色。在西安，甚或在关中的任何县任何村，随时是可以听到秦腔的。外地人初听秦腔，感觉是“死狼声吼叫”，但那高亢激越的怒吼之中撕不断扯不尽的是幽怨沉缓的哭音慢板，就如冬日常见到的平原之上的粗桩和细枝组合的柿树一样，西风里，你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悲怆和凄凉。时间又过了几十年，又是一个政坛上的强人和民间的奇才登场，这就是杨虎城与牛道濂。关于杨虎城的事迹，各类西安事变的文献书中已经说得太多，他原是渭北一带的刀客，为人豪爽，处事勇敢，但绝不是个粗人。我读过一篇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某人的回忆录，其中有两处描写印象深刻。一是说杨虎城识不了多少字，但记忆非凡，多少年前的某日某事某某参加皆清楚不误；演讲时，他可以拿讲稿，但在讲稿上折好多角，折什么样的角讲什么样的话，只有他明白，然后开讲就全然不用别人为他写的讲稿。二是说他和张学良合作，相互并不是没有存疑。张学良的出身、学养、势力自然是杨虎城不能比的，但杨虎城办事除了有豪侠之气，因出身农家，自有农民的一点狡黠，两人决定了兵谏，他却担心张学良提前撇了他，时时注意着张的动静。一次张学良的一位重要部下在易俗社看戏，他当然也派人在剧场，戏演到一半，那个部下匆匆离去，他手下的人遂赶回将情况告诉他，他便估摸张学良要动手了，紧急召集军事会议，调动部队，即将出发前得到情报，那个部下离开剧场是去干别的事了，方停止了行动，险些出了大的事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照片，一个英武潇洒，一个雄浑沉健。杨虎城的相貌是典型的关中人形象，头大面宽，肉厚身沉，颇有几分像秦始皇墓出土的兵马俑。现存留在西安城里的张学良公馆和杨虎城公馆，便足以看出两人风格，一个是西式建筑，一个是庭院式的传统结构。出身于草莽的武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兵谏，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可歌可泣，但他又是传统的，农民式的，他的结局必然与张学良截然不同。我曾数次去拜谒过他的陵园，在肃穆的墓碑前，看终南山上云聚云散，听身后粗大的松树上松子在天风里坠落，不禁仰天浩叹。

　　赵舒翘和杨虎城是西安近代史上两个无法避开的人物，而民间传颂最多的倒是那个安抚堡的寡妇和牛才子。赵舒翘和杨虎城属于正剧，正剧往往是悲剧，安抚堡寡妇和牛才子归于野史，野史里却充满了喜剧成分。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必定是老百姓生灵涂炭的岁月，世俗的生活更多的是波澜不起地流动着，以生活的自在规律流动着，这种流动沉闷而不感觉，你似乎进入了无敌之阵，可你很快却被俘虏了，只有那些喜剧性人物增加着生趣，使我们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如暗里飞的萤虫自照，如水宿中的禽鸟相呼。

　　以西安市为界，关中的西部称为西府，关中的东部称东府，西府东府比较起来就有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东府有一座华山，西府有一座太白山。华山是完整的一块巨石形成的，坚硬、挺拔、险峭，我认做是阳山，男人的山，它是纯粹的山，没有附加的东西，如黄山上的迎客松呀，峨眉山上能看佛光呀，泰山上可以祀天呀，上华山就是体现着真正上山的意义。太白山峰峦浑然，终年积雪，神秘莫测，我认做是阴山，女人的山。东府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府里有霍去病石雕博物馆。我对所有来西安旅游的外地朋友讲，你如果是政治家，请去参观秦兵马俑张扬你的气势，你如果是艺术家，请去参观霍去病墓以寻找浑然整体的感觉。在绘画上，我们习惯于将西方的油画看做色的团块，将中国的水墨画看做线的勾勒，在关中平原上看冬天里的柿树，那是巨大的粗糙的黑桩与细的枝丫组合的形象。听陕西古老的戏剧秦腔，净的嘶声吼叫与旦的幽怨绵长，又是结合得那样完美，你就明白这一方水土里养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了。

老西安（5）

如果说赵舒翘、杨虎城并没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他们大的气候，那么，从这个世纪之初，文学艺术领域上的天才却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风里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想象这些人物当年走动于这座城市的身影，若是没有他们，这座城将又是何等的空旷啊！

　　于右任被尊为书圣，他给人的永远是美髯飘飘的仙者印象，但我见过他年轻时在西安的一张照片，硕大的脑袋，忠厚的面孔，穿一件臃肿不堪的黑粗布棉衣裤。大的天才是上苍派往人间的使者，他的所作所为，芸芸众生只能欣赏，不可模仿。现在海内外写于体的书法家甚多，但风骨接近者少之又少。我在江苏常熟翁同龢故居里看翁氏的照片，惊奇他的相貌与于右任相似，翁氏的书法在当时也是名重天下，罢官归里，求字者接踵而来，翁坚不与书，有人就费尽心机，送帖到翁府请其赴什么宴，门子将帖传入。翁凭心性，上次批一字：可。这次批一字：免。如此反反复复，数年里集单字成册作为家传之宝。于右任在西安的时候却是有求必应，相传曾有人不断向他索字，常坐在厅里喝茶等候，茶喝多了就跑到街道于背人处掏尿，于右任顺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他拿回去，重新剪裁装裱，悬挂室中却成了“小处不可随便”。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他同当时陕西的军政要人张坊，数年间跑遍关中角角落落，搜寻魏晋和唐的石碑，常常为一块碑子倾囊出资，又百般好话，碑子收集后，两人商定，魏晋的归于，唐时的属张，结果于右任将所有的魏晋石碑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而张坊的唐碑运回了他的河南老家，办起了“千唐诗斋”。正应了大人物是上苍所派遣的话，前些年西安收藏界有两件奇石轰动一时，一件是一块白石上有极逼真的毛泽东头像，一件是产于于右任家乡三原县前泾河里的一块完整的黑石，惟妙惟肖的是于右任，惹得满城的书法家跑去观看，看者就躬身作拜，状如见了真人。

　　从书法艺术上讲，汉时犹如人在剧场看戏，魏晋就是戏散后人走出剧场,唐则是人又回坐在了家里，而戏散人走出剧场那是各色人等，各具神态的，所以魏晋的书法最张扬，最有个性。于右任喜欢魏晋，他把陕西的魏晋碑子都收集了，到了我辈只能在民间收寻一些魏晋的拓片了。在我的书房里，挂满了魏晋的拓片，有一张上竟也盖有于右任的印章，这使我常面对了静默玄想，于右任是先知先觉，我是浑厚之气不知不觉上身的。

　　于右任之后，另一个对陕西古代艺术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当属王子云。王子云在民间知之者不多，但在美术界、考古界却被推崇为大师的，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及陕西所有古墓、古寺、山窟和洞穴，考察、收集、整理古文化遗产。翻阅他的考察日记，便知道在那么个战乱年代，他率领了一帮人在荒山之上，野庙之中，常常一天吃不到东西，喝不上水，与兵匪周旋，和豺狼搏斗。我见过他当年的一张照片，衣衫破烂，发如蓬草，正立于乱木搭成的架子上拓一块石碑。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可以说是他首先发现了其巨大的艺术价值，并能将这些圆雕拓片，这种技术至今已无人能及了。

　　石鲁和柳青可以说是旷世的天才，他们在四十年代生活于西安，又去了延安再返回西安发展他们的艺术，他们最有个性，留在民间的佳话也最多，几乎在西安，任何人也不许说他们瞎话的，谁说就会有人急。在外地人的印象里，陕西人是土气的，包括文学艺术家，这两个形象也是如此。石鲁终年长发，衣着不整，柳青则是光头，穿老式对襟衣裤，但其实他们骨子里最洋。石鲁能歌善舞，精通西洋美术，又创作过电影剧本；柳青更是懂三四种外语，长年读英文报刊。他们的作品长存于世，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动资产，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命运却极其悲惨。石鲁差点被判为死刑，最后精神错乱；柳青是在子医院看了病数年后，默默地死于肺气肿。

　　当我们崇拜苏东坡，而苏东坡却早早死在了宋朝，同样的，我出生太晚，虽然同住于一个城市，未能见到于右任、王子云、石鲁和柳青。美国的好莱坞大道上印有那些为电影事业作出贡献的艺术家的脚印手印，但中国没有。有话说喜欢午餐的人是正常人，喜欢早餐或喜欢晚餐的人是仙或鬼托生的。我属于清早懒以起床晚上却迟迟不睡的人，常在夜间里独自逛街。人流车队渐渐地稀少了，霓虹灯也暗淡下去，无风有雾的夜色里浮着平屋和楼房的正方形、三角形，谁家的窗口里飘出了秦腔曲牌，巷口的路灯杆下一堆人正下着象棋，街心的交通安全岛上孤零零蹲着一个老头明灭着嘴唇上的烟火，我就常常作想：人间的东西真是奇妙啊，我们在生活着，可这座城是哪一批人修筑的？穿的衣服，衣服上的扣子，做饭的锅，端着的碗，又是谁第一个发明的呢？我们活在前人的创造中而我们竟全然不知！人人都在说西安是一座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城市，但它又是如何一点一点积淀起来呢？文物是历史的框架，民俗是历史的灵魂，而那些民俗中穿插的人物应该称做是贤德吧？流水里有着风的形态，斯文里留下了贤德的踪迹，今日之夜，古往今来的大贤大德们的幽灵一定就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

老西安（6）

　西安多文物，也便有了众多的收藏家，其中的大家该算是阎甘园了。阎家到底收藏了多少古董，现已无法考证，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往外拉“四旧”，有的烧毁了，有的散失了，待国家拨乱反正的时候，返回的仅只有十分之一二。鲁迅先生当年来西安，就到过阎家，据说阎甘园把所有的藏品都拿出来让这位文豪看，竟摆得满院没了立脚的地方。等到我去阎家的时候，阎家已搬住在南院门保吉巷的一个小院子里。人事沧桑，小院的主人成了阎甘园的儿子阎秉初，一个七八十岁的精瘦老人了。老人给我讲着遥

　　远的家史，讲着收藏人的酸辣苦甜，讲着文物鉴定和收藏保管的知识，我听得入迷，盘脚坐在了椅上而鞋掉在地上组成了“×”形竟长久不知，后来就注意到我坐的是明代的红木椅子，端的是清代的茶碗吃茶，桌旁的一只猫食盘样子特别，问：那是什么瓷的？老人说了一句：乾隆年间的耀州老瓷。那一个上午，阳光灿烂，几束光柱从金链锁梅的格窗里透射进来，有活的东西在那里飞动，我欣赏了从樟木箱里取出的石涛、朱耷、郑板桥和张大千的作品，一件一件的神品使我眩晕恍惚，竟将手举起来哄赶齐白石画上前来的一个飞虫时才知道那原本是画面上绘就的蜜蜂，惹得众人哄笑。末了，老人说：“你是懂字画的，又不做买卖，就以五千元半售半赠你那幅六尺整开的郑燮书法吧，你我住得不远，我实在想这作品了还能去你家看看嘛！”可我那时穷而啬，竟没有接受他的好意，数年后再去拜访他时，老人早于三月前作古，他的孙子不认得我，关门不开，院里的狗声巨如豹。

　　我在西安居住最长的地方是南院门。南院门集中了最富有特色的小街小巷，那时节，路面坑坑洼洼不平，四合院的土坯墙上斑斑驳驳，墙头上有长着松塔子草的，时常有猫卧在那里打盹，而墙之上空是蜘蛛网般的陈旧电线和从这一棵树到那一棵树拉就的铁丝，晾挂了被褥、衣裳、裤衩，树是伤痕累累，拴系的铁丝已深深地陷在树皮之内。每一条街巷几乎都只有一个水龙头，街巷人家一早一晚用装着铁轮子的木板去拉桶接水，哐哐哐的噪音吵得人要神经错乱。最难为情的是巷道里往往也只有一个公用厕所，又都是污水肆流，进去要小心地踩着垫着的砖块。早晨的厕所门口排起长队，全是掖怀提裤蓬头垢面的形象，经常是儿子给老子排队的，也有做娘的在蹲坑上要结束了，叫喊着站在外边的女儿快进来，惹得一阵吵骂声。我居住在那里，许多人见面了，说：你在南院门住呀，好地方，解放前最热闹啊！我一直不明白，南院门怎么会成为昔日最繁华的商业区，但了解了一些老户，确实是如此，他们还能说得出一段拉洋片的唱词：南院门赛上海，商行林立一条街，三友公司卖绸缎，美孚石油来垄断，金店银号老凤祥，穿鞋戴帽鸿安坊，享得利卖钟表，“世界”、“五洲”西药房……说这段唱词的老者们其中最大八十余岁，他原是西门瓮城的拉水车夫，西安城区大部分地下水或苦或咸，惟有西门瓮城之内四眼大井甘甜爽口，他向我提说了另外一件事。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吧，他推着特制的水车，即正中一个大轮，两侧木架上放置水桶四个，水桶直径一尺，高二尺，上有小孔，用以灌水倒水，又有小耳子两个，便于搬动，在瓮城装了水车唱唱嗬嗬要到南院门去卖，南院门却就戒严了，说是蒋介石在那里视察。他把水车存放在一家熟人门口，就跟着人群也往南院门看热闹，当然他是近不了蒋介石的身的，先是站在一家茶社门口的棋摊子前，后来当兵的赶棋摊子，他随着下棋人又到了茶社，下棋的照常在茶社下棋，他趴在二楼窗子上到底是见了一下蒋介石，并不断听到消息，说是胡宗南为了显示自己政绩，弄虚作假，让店行的老板都亲临柜台迎宾服务，橱窗里又挂上一尺宽三尺高的蒋的肖像。蒋到了老凤祥，看一枚明代宫廷首饰“钗朵”，顺口问：西安黄金什么价？蒋介石身后的胡宗南忙暗中竖起右手食指和中指，随又弯成钩形，店老板便回答：二百九。其实西安的黄金价已涨到每两四百元。从老凤祥出来，蒋介石这家进那家出，问了火柴又问盐，问了石油又问布，石油已涨成一元二三一斤，但仅被报成七角。

　　在南院门居住，生活是确实方便的，这里除了没有火葬场，别的设施应有尽有。所谓的南院，是光绪十四年陕西巡抚部院由鼓楼北移驻过来的称号，民国以后又都为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西安行营占驻，一直为西安的政治中心。一九二六年南院西侧的箭道开辟了小百货市场，面粉巷、五味什字、马坊门、正学街、广济街、竹笆市，集中了全城所有的老字号。竹笆市早在明代就是竹器作坊集中地，至今仍家家编卖竹床竹椅竹帘竹笼之类。涝巷是传统的书画装裱、纸扎、棚坊、剪刀五金等工艺作坊区，三家五家的在门面或摊点上出售传统小吃如杏仁油茶、粉蒸肉、甑糕、枣末糊、炒荞粉。克利西服店是洋服专卖店，那个长脖子、喉结硕大的师傅裁缝手艺属西北第一，给胡宗南做过服装，给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也做过服装。老樊家的腊汁肉，老韩家的挂粉汤圆，老何家的“春发生”葫芦头泡馍，王记粉汤羊血都在涝巷外的正街上，辣面店香油坊卖的是最纯正的陕西线线辣面和关中芝麻香油。马坊门的鸿安祥是专卖名牌的鞋店，正学街有家笔店，印石版，篆刻图章，制作徽章。广场的甬道里有西安最早的新式制革厂，有一摆儿卖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的“摩登商店”，有创建于清宣统元年的陕西图书馆，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大东和北新书局分店，有慈禧来西安所接受的但未被返京时带走的贡品陈列所“亮宝楼”。南广济街有广育堂，制配的痧药和杏核眼药颇具声名，更有达仁堂、藻露堂中药店。藻露堂创立于明天启二年，该店名药“培坤丸”，以调经和血补气安胎而声播海内外，日均销售额二百银元。每年春节这里都办灯市，可谓是万头攒拥，水泄不通，浮于半空的巨大声浪立于钟楼也能听见。正月十五前后的三天晚上，灯谜大会自发形成，由南院的正街、广场一直延伸到马场门，马场门就有了一家叫“礼泉黄”的算卦小屋，礼泉黄的谜面、谜底是不离经、史、诗文的，有着几根稀黄胡子的屋主肯定是坐在旁边的藤椅上，在人们的啧啧夸赞声里，呼噜噜呼噜噜一锅接一锅地吸水烟。

老西安（7）

我第一次来到西安的时候，是十三岁，作为中学生红卫兵串联的，背了粗麻绳捆着的铺盖卷儿，戴着草帽，一看见钟楼就惊骇了，当即草帽掉下来，险些被呼啸而来的汽车碾着。自做了西安市的市民，在城里逛得最多的地方依然是钟楼。我是敬畏声音的，而钟的惊天动地的金属声尤其让我恐惧。钟鼓楼是在许多城市都有的建筑，但中国的任何地方的钟鼓楼皆不如西安的雄伟，晨钟暮鼓已经变成了一句成语，这里还依然是事实，至今许多外地人一早一晚聚于钟鼓楼广场，要看的是一队古装打扮的人神色庄严地去钟楼上鼓楼上鸣钟敲鼓，恍

　　惚到了远古的时代。钟楼在西安的中心，西安人讲龙脉，北门出去的北郊塬上就是龙头，现仍叫龙首村的，钟楼正好建在龙的腰上。古时候钟鼓之声响起来情形如何，四座城门的守卒是否关闭城门，来往行人是否立足凝神，不可得知。一位姓章的朋友说过这样的事，他的爷爷在民国初年是个刽子手，那时报时的方式一度是“放午炮”，当然午炮也是在钟楼上放的。他常常执行犯人必须在午炮前就临刑场，单等了午炮轰然一响，噙一口酒噗地喷向犯人，刀起头落，然后那没了脑袋的身子从肚脐往上聚一个包，包渐渐涌上，断颈就猛地冲上一股血来。

　　以放炮而报时，这也只有西安人能这么干了。西安虽是帝王之都，但毕竟地处西北，气候干燥，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一年四季其实只有两季，刚刚脱下棉袄，没过几天街上就有人穿单衫了。这样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秦嬴政的“虎狼之师”，产生了味道最辣的线线辣子和紫皮独瓣蒜，产生了最暴烈的“西凤酒”，产生了音韵中少三声多四声最生、冷、硬、倔的语音和这种语音衍义成的秦腔戏曲。在大小的饭馆里，随处可以看到一帮人有凳子不坐而蹴于其上，提裤腿，挽袖子，面前放着“西凤酒”，下酒的菜是生辣子里撒着盐，而海碗里的一指宽如腰带的长面，辣油汪红，手掌里还捏着一疙瘩紫皮大蒜，他们吃喝得满头大缸冒气，兴起了咧开大嘴就来一段秦腔。西安人的生、冷、硬、倔使他们缺少应付和周旋的能力而常常吃亏，但执著和坚韧却往往完成了外人难以完成的物事。二十年代“西安围城”之役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又勾结了阎锡山以及陕南、陇东、陇南的镇守使，率十万兵力攻打西安。守住西安，对于策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守城的军队仅有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三部近万人。一万对十万，相持了八个月，这是何等的艰难！刘镇华攻不开城，就企图围死城，沿城周挖壕七十华里，壕后筑土墙，架设大炮隔绝内外，又纵火烧毁城外十万亩麦田。城中粮食短缺，斗粟百元，后到有价无市，军民挖野菜、剥树皮、餐油渣、咽糠麸，进而煮皮带、吃药材、屠狗杀马、挖鼠罗雀，甚或食死尸。有两段文字，是亲历围城之役的人写的：

　　一、城中死尸，到处可见，收埋稍迟，则犬来啮之，甚至有饿至难忍，假寐道旁而群犬亦向之咧牙者。余在端履门见一饿倒老妪，尚未绝气，群犬即围而争食。细观老人，若欲格之而无力格之，然待余飞身赶到从事驱逐，而老人之一臂一足已为群犬咬断，多已去也。

　　二、十一月十二日，风雪连天，白昼若晦，全城几断人影，是日遂以死两千人传矣。越日，余往各处视之，见屋檐之下，倒毙无数，大道之中，横陈多尸。披乱麻布者有焉，拥旧棉絮者有焉，穿破夹衣者有焉，此服色之不一也。有口含油渣而尚未咽下者，有突然倒地作欲起之势者，有若彼此互抱而取暖者，有蜷曲于乱草之中，状若安睡者，此死相之不一也。其中男子最多，妇人最少，老者最多，幼者最少，劳工最多，他界最少，此人色之不一也。余观至此，几疑此身已入饿鬼地狱中。

　　即使如此，西安人仍未屈服，八个月后，击败了刘镇华，护城成功。成功后，在北新街空旷地上挖下大坑，葬埋了遗散在城内各处无人收埋的死难者万具尸骨，并在大冢上修起纪念馆，杨虎城以沉痛心情写了一副挽联：

　　生也千古死也千古；

　　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著名的西安事变发起人之一仍是那个杨虎城！可以说，全城死去四万人守护八个月的只有在西安发生，而敢以地方军的身份把蒋介石抓起来，也只有陕西人能参与。临潼的骊山我去过多次，在捉拿蒋介石的石崖上总能想见人在危急时的能量，那么至尊的蒋委员长听到枪响后大冬夜里穿件睡衣赤脚能跑上山，又能从石崖的一个窄缝中爬过去！但我更想到的是杨虎城的胆量，以他的地位和兵力，若是别人，见了蒋介石粗气也不敢出，何况他与张学良相比，又算个“粗人”。张不但喜爱骑射，且有驾机遨游的嗜好，曾驾机飞越秦岭到汉中与孙蔚如军长共进早餐，再驾机去重庆办事，又驾机往洛阳会友，然后飞返西安，何等的倜傥潇洒。杨虎城凭的什么呢，喝烧酒，吃羊肉泡馍，吼秦腔，一副厚重憨朴之相，就凭的是铮铮的民族气节，凭的是陕西人的豪胆，不干就伏低做小，要干就破釜沉舟。据民间传说，在兵变过程中，杨虎城也是怀疑过张学良的坚决性的，他也曾主张过杀掉蒋介石，只是在共产党的力主下，他顾全了大局，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但等得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后，他捶胸顿足，知道张学良走错了一步棋，也清楚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数日里沉默不语，关门不出。

老西安（8）

一代宗师吴宓论说过陕西人的性格特征：倔、犟、硬、碰。所以陕西人很少能在中央机构里任大官，即使有也为期不长，沦为悲剧。杨虎城在西安围城之役和西安事变中都是给自己做了棺材，向家人和部下作了后事安排的，围城之役中他枪毙了力主投降的大绅士褚小毖，年迈老母在老家生命危急时，他下令凡是有关他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在动员会上他流泪表示：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杀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他生前曾自我评价，一生只做过三件事：一是十

　　八岁时杀了蒲城县的大恶霸李桢，为蒲城人民除了一害；二是守住了西安，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陕坚持到底；三是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他阻止部下谈他的“五马长枪”，“五马长枪”是西安的土话，指出五关斩六将之类的光辉业绩，但西安人至今民间流传最多的仍是他的五马长枪。

　　西安的东门里城根一带，历来是有个露水市，也称鬼市的，即天微明开市，太阳出来散市，集市上买卖破旧杂物，专为下层人开的。鬼市现在还依然，八十年代初我去那里买过一个自行车旧轮胎。这些年听说鬼市成了小偷们的赃物出售地，常发生黑吃黑现象，更有公安人员在那里卧底缉拿罪犯，我胆小，就不敢去了。一日被朋友怂恿，说是可以看到社会底层各色人等，便黎明六点赶到那里，天麻麻胡胡，城墙根下已有了些许人，或蹲或立，窃窃私语，其状若鬼，忽有人疾步奔跑，遂有十多人极快地将面前物件装入麻袋扛了也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吓得我们再不敢近去，拐进一个巷子走掉了。西安还有两个好的去处，我倒是那里的常客，一处是八仙庵，一处是朱雀南路的旧货市场。八仙庵是座道观，香火是极其盛的，每月初一和十五，城里上些年纪的老户妇人就抱了孙子要去庵里烧香磕头，万人簇拥，当然就兴旺了香火纸裱鞭炮生意，热闹了小吃摊点，集中了课命卜卦之流，不可思议的竟有一条街红火着古董买卖。书院门街上是固定的文物古董市场，不知是那里门面已无法再扩增还是出售书画赝品太多坏了声名，反正是朱雀南路口就开辟了新的旧货市场。我在八仙庵买到了一沓旧时照片，在朱雀南路口旧货市场买到了十多张未署名的写生画，意外的收获使我兴奋了许久。旧照片是关于西安在民国十八年饥馑中一些赈灾内容的，尤其是那些饿死街头的灾民相片，令人惨不忍睹；而写生画则是一位谁也无法知道姓名的画家在街头的风情速写，正是这些偶尔得来的资料使我触摸到这个世纪之初西安的模样而唏嘘不已。

　　民国十八年，陕西遭了大旱，其严重程度在国内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据呈报南京政府的文件显示：全省二百万人饿死，二百万人流离失所，八百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南京政府成立了“全国赈灾委员会”，派视察团到陕，其视察团某成员日记记载：第一天前往西安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二府庄、大白杨、西十里铺，车子行驶不到五分钟，便见路旁饿死的有十余具尸体，苍蝇营聚，白蛆咕涌。再往前行，更有奇臭刺鼻，停车见三千米外有一大坑，坑中塞满尸体，且不远处正有人用木板车和绳索拉扯往这里运死人。坑是天然的大涝池，已无水，尸体几乎填高至坑沿，有人踏着尸体过去拣扒衣服。午后再去了孙家湾、坑底寨，所有田地荒芜，蓬蒿没胫，不时发现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入其村，屋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那时赈灾，西安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又设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粥多为霉米，稀可见影又石子硌牙，但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入口，验明饥者所持的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再发给一个竹签，然后排队入厂内，每人一满勺。翻阅这些照片和有关资料，我实在不忍于提起这段往事。西安人至今有两大忌讳：一是不说“出玉祥门”，玉祥门是西安围城之役冯玉祥领兵解围时所新开的一道城门，而此城门外在四十年代为国民党西安当局枪决犯人的刑场，二就是不愿提说民国十八年。

　　经过了民国十五年的围城战争，又经过了民国十八年的饥馑，西安是元气大伤，越发不敢谈繁华之地，十多年后艰艰难难缓过劲来，愣神一望，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是了何等派头，而自己只是更多着农村的气息。这，也就是我在那一堆写生画里看到的情景。我的两个朋友，都是旧时西安城中的豪门后代。一个朋友讲，他那时还小，出门却是坐车坐轿，前后随着四个卫兵的，他推过牌九，吸过鸦片，到翠红楼上去窥视过妓女，在饭馆里聚众砸椅桌，是有名的“十大恶少”之一。“但我后来革命了。”他说，街上有了游行队伍，反饥饿，反内战，他每日一听到街上有动静就往出跑，而父亲在家他是不敢动的，父亲午休起来照例得喝茶，茶毕则和新娶的姨娘在后花园习剑健身，一等门口汽车的喇叭响，父亲戴了礼帽出去了，他就将藏在屋角的三角小旗子拿上往街上去。另一个朋友是位女士，年龄更小，她讲她的母亲是上海人，是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娶来的，父亲是传统的治家方法，从小要求她的大姐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竟在大姐的裙边缀上小铃铛，若大姐走路疯张，响了铃铛，就呵斥不已。而母亲却受的洋式教育，能诗能画尤喜弹琴，每日必要上街看电影，夫妇少不得吵架，最后离婚。“你看，你看这把琴！”她搬出一把古琴，上面刻着秀丽的三个字：张一白。这是她母亲用过的，母亲离家时她一岁半，但母亲决然地走了，据说她嫁给了一个金融家，后来定居在香港了。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难念的一本经，大户人家的故事在西安毕竟知之甚少，大多的市民还只是为生计忙忙。一圈的城墙外，护城河里日夜流着臭水，一早一晚风把热腾腾的酸臭味吹遍各街各巷，尤其夏季，刺鼻的蒜薹味经久不散，香囊是稍有讲究的夫人和小姐出门必备之物。进了南城门子，没有一幢高出城墙的建筑，楼垛上栖落了成群的乌鸦，将粪便白花花拉淋在墙砖上和箭楼梁柱上，天一擦黑就呱呱呱地聒叫不已。更有些猫头鹰，大白天里泥疙瘩一般蹲在城墙垛头、钟鼓楼屋脊或城河边的榆树丫上，谁也不敢打的，打了据说遭殃，看见只能仰天呸呸吐几口唾沫，这如同街上张贴的处决犯人的布告，碰见了就撕下那朱笔勾就的红钩，带回家可以避邪。猫头鹰在夜里一叫，听到的莫不心跳肉颤，很肯定，第二天必是某一街巷的什么人家死了人。死了人的奠祭就在门首挂纸把，芦席搭了灵堂在院里，请乐班吹吹打打，整夜里孝歌。孝歌里有这样一句“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死了他就真死了”，唱得一条街巷的人都心里发酸。大人们死了，两天三天后就用木板车拉着白木棺材在孝子贤孙的哭嚎中去城外的郊野埋葬了，而那些出生未满周岁的小儿夭折了，则是用破布或乱草包裹装于竹筐，放在门外，掏钱让那些“闲人”带出城去处理。西安至今有一个很著名的词：闲人，指那些浪荡于街头上的无所事事的人，但“闲人”的起源却是一种职业，即当年穿着白底皂面深帮鞋，光着头，披着件白布褂，肩头上扛了一把铁锨，专门做收埋死婴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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