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能之暗黑拯救神巫医的存在

巫医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

关于巫医的相关记载

上古“医术”的效能，每每与主观意识所产生的幻想相平行，信仰上的模糊感和神秘性，远比由医疗实践而取得的成功经验更具魔力，这与当时的疾患心理因素和认识水平，是紧相关联的。早先人们通常把疾病的致因，直接归诸自然界神祇的降灾或人鬼作祟。甲骨文有“帝降疾”，知商代人有视疾病为上帝对下界的降警。但在许多场合，商代人是把疾病直接视为先王先妣先臣在作祟危害于生者，如甲骨文有云：“贞王疾惟大示”、“疾身惟有害，惟多父”、“贞惟多妣肇王疾”、“贞有疾趾惟黄尹害”，大示、多父、多妣、黄尹等已故先人，都可成为致疾于人的死神。这种疾病心理观当来源于原始鬼魂崇拜。

原始先民不懂得人的精神活动要依赖于人的肌体活动，认为人死而灵魂不灭。《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说文》云：“人所归为鬼。”《韩诗外传》云：“人死曰鬼，鬼者归也。”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鬼魂有着超人的力量，能对生者行为进行监视，能作祟于人，人的疾病即因鬼魂作用而起。《论衡·解除篇》记有一则上古的传说，其云：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人们为消病除疫，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安抚鬼魂，或以祭祀讨好之，或以虔悔来消除鬼魂的不满，或表示屈服以取悦之，或用某种仪式驱赶疫鬼。但这一切必须借助于能够沟通人鬼间的媒介来完成，即巫的力量。

巫是原始鬼神崇拜的直接产物，《一切经音义》云：“事鬼神曰巫。”云南、四川一带的摩梭人和纳西族中流行的达巴教和东巴教，保留有浓厚的原始巫教残余，信仰万物有灵，其巫师的消病除疫，即是以对幻想中的病魔恶鬼的颂祷词或诅咒，构成巫医行为的核心。如达巴口诵经中有：

《直茨夸》，祭凶死鬼经。

《呷布咪娜》，祭不育鬼经。

《娜提》，祭肺病、月经不调病、中风瘫痪病之鬼经。

《古布汝木》，祭哑男哑女鬼经。

《基可布》，祭肚、牙、皮肤等病鬼经。

《娜提滨咕慢》，祭头晕眼花鬼经。

《娜提给尼慢》，祭妇女难产鬼经。

《娜提司慢》，祭男女生殖器发痒鬼经。

《娜木吐》，祭畸形儿鬼经。在东巴经中也有：

《扎布》，祭中风瘫痪鬼经。

《茨沽牙沽》，驱早夭鬼经。

《给扎普赤》，驱瘟疫鬼经。

《滑》，祭咽食鬼经。

《达处波》，祭本族凶死鬼经。

《卡咕茨赤》，祭妇女不孕鬼经。

《郁杰咪》，祭伤风感冒、呕吐腹泻鬼经。

《汝咪茨布》，祭畸形男女婴鬼经。这些鬼经的诵咒，与其说是寄希望于法除病患成功而欲求不会骗人，不如说是贯穿着情绪状态的精神分析术，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实际生活经验的东西，如《东巴经》中的《吐■处》，是拔火罐禁忌经，揭示有早期巫术活动中的医学实践知识。这为了解原始巫术和早期医学的关系提供了活化石。

《公羊传·隐公四年》云：“钟巫之祭”，何休注云：“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古代巫医不分，由于人们把疾病致因视为鬼魂作用，故以巫师充当人鬼间的中介人角色，寄希望于巫术行医，安抚死神而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如摩梭人和纳西族的巫师行医，是口诵鬼经，依仗法衣法器，对有关鬼神系统施加影响，为患者治病。云南保族管巫师叫呗毫，其职责有司祭、占卜、医病三项。倮人皆信病起鬼神作祟，遇疾则以呗耄杀牲祀鬼驱病祟，呗耄多明药性，暇时常去深山采药，或预藏禽兽肝胆制作药剂，施行巫术中有让患者服药之举。呗耄作祭前，必建小青棚，供奉所谓天上下遣的祖神师祖，然后行巫术，喃喃诵经，祭经中有喂药章，叙药之来源及何药医何病，药的品类繁多，各种疾病皆有对症之药。可见呗耄亦巫亦医。但倮人中还有一种小巫叫端公，不识文字，只记咒语，自称为神授，治病把鬼时，先紧击手中之羊皮鼓，继则眸子一转，假托有神师降临附身，此时一边击鼓，一边舞之蹈之，为人解答一切疑难，名曰跳神。姑且不论其巫术治病的后效如何，毕竟属于一种原始的行医行为，巫者确实担当起了医者的角色。如用现代民俗学术语说，端公式的行医行为，不过属于一种感致巫术或摹仿巫术，其行医的后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值得提起者，《韩诗外传》也记有一则上古时代巫术行医的故事，其云：

上古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力席，以萏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位医者茅父，活脱脱就是位巫者，治病的方式，与上述近世原始民族的巫师仗法器、咒鬼经、驱除病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古代巫师作医，文献不乏其徵。《世本·作篇》云：“巫咸作医”，《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宋衷注云：“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吕氏春秋·勿躬》云：“巫彭作医。”《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注云：“皆神医也。为距却死气，求更生。”《天问》有云，鲧“化为黄熊，巫何活焉”，也把巫与治病更生相提并论。这些传说表明，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巫是沟通人与鬼神间信息的媒介，依靠巫术的力量，人可以祛病消灾，因为巫师不仅能与天间升降相通，并且持有来之天间的神药。这与倮族巫师呗耄所诵祭经的“采药到天间，天间产良药，药枝伸地上，……此乃天间长生药，世间除病剂”，简直如同一辙。文献记述和民族学比较材料说明，古代社会巫术有时就属于行医行为，巫师从事的神职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医治病患。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广雅》云：“医，巫也。”王念孙云：“医即巫也，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管子·权修篇》云：‘好用巫■。’《太元元数篇》云：‘■为巫祝。’”医字本从巫，正揭示了古代巫医不分的事实，说明早期医学的产生，与巫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巫医的鼎盛时期---“商”

商代去原始社会已远，但巫者作医的行为方式仍有其广泛社会思想基础的沃土，受固有鬼神信仰观念的支配，即使巫者有过无数次失败，但其偶尔的一些成功作医例子，照常能益发得到人们的信从。《逸周书·大聚解》记武王灭商，曾效仿“殷政”，其中就有“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

商代巫医不分，另具时代特色。由于当时已出现了上帝神权观念，人们原先视疾病皆为鬼魂作祟，至此，有时也视为上帝对下界的降警，故一度充当沟通人鬼间交往中介的巫者，有可能上升为能“绝天地通”而协于上下，进行上帝与人间意识交流的特殊人物，甲骨文有“延巫帝呼”（《拾》·），是其证。巫死后甚至可成为上帝的座上宾。甲骨文有云：“贞咸宾于帝”（《丙》36），威力商王太戊时的巫咸，《尚书·君爽》云：“格于上帝，巫咸乂（治）王家。”表明在商工朝政治权力结构的组合中，巫师成为王的有力配角，死后能宾于上帝，继续发挥其协于上下的作用，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力益发神化。另外，商代王的行为，也每带有巫的色彩。前文引甲骨文中有商王武丁为某贵族的疾病进行占卜，占得其疾患属于“兹鬼鬽”。可见商王表现出了掌握着神鬼世界动向的巫术本领。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三代的王者行为，均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陈梦家先生也说过，商王为群巫之长，由精神领袖而上升为政治领袖。如夏禹有疏导洪水的神力，《法言·重黎》云：“昔者拟氏治水上而巫步多禹”，李轨注：“巫多效禹步”，竟连禹因涉山川而病足行跛，也成为群巫效法的步态。商汤有祭天求雨之术。周后稷则有相地之宜，播时百谷的奇能。原始信仰系统的巫术，显然已被上古统治者拥为强化其显赫政治权威并有效行使其权力的借力，成为象征王权的重要方面。

在商代贵族生活中，巫医的行为方式，被视为生命存在价值的保障和精神报应的依托。甲骨文云：

庚辰卜，贞多鬼梦，惟疾见。贞多鬼梦，惟言见。疾、言对文，言自然也指某种疾患。《论衡·解除篇》说：“病人困笃，见鬼之至。”患者在精神恍忽的梦幻中感到多鬼的形现，但他不拥有与鬼灵沟通的能力，只能语无伦次或听凭疾患变化。要想排除鬼神作祟对生命的威胁，还得靠巫的力量。别辞有云：其用巫，求祖戊若。乙亥，扶，用巫，今兴母庚允使。丙戌卜，贞。巫曰：贝于妇用，若，一月。惟巫言。

可见，一旦巫师施用法术，即能求得己故先祖的保佑，或当即召至神灵的降临而进行人神间的意愿传递；巫师的言行解答，可为患者取得精神上的安慰；巫师的作祭，似乎也能求得患者的平安。另外，巫师还能力患者御除疾殃，它辞云：丙申卜，巫御。不御。贞巫不御。御为御除病殃的仪式，其中容或有“百药爱在”的作医程式。像女巫在病榻边跪而祷祝意，与上述茅父为医，以莞为席，北面而祝之，替患者消除病祟，可相对照。有时商王本人可直接充当巫师，如：

甲戌，……执，王惟巫……母庚。贞弗祟，王惟巫。

商王既可用巫术与已故母辈相沟通，也可驱除鬼神作祟。有时他还能力自己御除病殃。如：

庚戌卜，朕耳鸣，有御于祖庚羊百，又用五十八侑母……今日。庚戌卜，有鸣，御于妣辛暨父丁，惟之侑。庚戌卜，余自御。朕、余是商王武丁自谓。商王为其耳鸣的病症，可与先王先妣沟通，杀牲致祭进行自御。有一辞云：贞王。末一字像一人头戴面具卧倚版榻状，或即《仓颌篇》“阴病疑瘣”的瘣字初形，盖指装扮鬼相驱疫鬼。《论衡·订鬼篇》云：“巫者力鬼巫。”近代原始民族中有以鬼神附体与之沟通的巫术，如萨满施行巫术时，“下神”是其活动的核心。《周礼·夏官》有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郑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殴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可见古代有戴假面具装扮鬼巫以惊跑疫鬼的巫医行为。商代的面具在殷墟、老牛坡、滕县前掌大、城固苏村、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均有出土，有的是为舞具，有的则可能曾用于殴疫场合，为巫师的法器。这条卜辞似记商王自为鬼巫惊殴疫疠之鬼。

商代晚期武丁以后的几位商王，好为巫医的，尤数武丁。《殷本纪》称其“夜梦得圣人”而“求之野”，是其用人以神示借稽。武丁时甲骨文有“王梦珏，不惟循小疾臣”，记其梦见礼玉而有循询巫医官“小疾臣”。《殷本纪》又有记其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耳而呴”，为之恐惧，怕灾祸降临。可见他的行为准则时时受鬼神信仰所支配，当然这与整个社会固有宗教意识是分不开的，但他更显得笃信致诚。相比之下，《殷本纪》言商王武乙有“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之举，后一王的鬼神观念无疑淡薄得多。甲骨文中有关疾病的占卜，近百分之九十六、七出现在武丁时期，武丁既能自己充当巫师御除病祟，又曾为鬼巫惊殴疫鬼，还能关心众多的朝臣、王妃、子息或其他贵族成员的病患，并为他们判断病象病因，析其病症，察其病情变化，进行巫术作医。在当时社会，商王武丁算得上是一位体智能力与病理药理知识较为厚实的出色政治家兼总巫师。

商王为巫术作医时，王朝内一批巫师每每降到次要位置。甲骨文有：“丙戌卜……。巫曰：御”（《合集》），在此场合，巫师似乎成了一位向王提供参考意见的副手。尽管王和巫同时都充当了与鬼神沟通的中介人角色，但王是主角，巫只是王的配角，只能附从王的言行举止。显而易见，商代已不再属于那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原始巫觋信仰滥觞时期，巫的阶级属性十分鲜明，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与鬼神沟通，唯有以王为首的少数人独占着这种巫术的权力，握有巫医的专门知识，且这种知识也不是为社会的所有人服务的。商代各地诸侯或族氏方国，也自有其巫。甲骨文有“巫由”、“巫臾”、“巫如”等，殆兼记其出身族氏名。又有“周以巫”、“爯以巫”、“妥以巫”等等，是各地向商王朝致送巫师。巫可致送，则其地位应在当地上层权贵之下，表明巫已作为当时社会一个专门的知识阶层，而服务于贵族阶级，因其人才难得，故在政治权衡场合常成为权贵之间进行某种交易的利用对象。巫以其握有的特殊知识，故能跨越空间和时限，身分却不会改变，死后也如此。甲骨文有已故巫师称“东巫”、“北巫”者，为神名。这批上升为人格神的巫，群称为“巫先”、“四巫”或“九巫”，仍被视为鬼神世界的一个专门知识阶层。

陕西周原建筑遗址出土过一个蚌雕人头像，鼻梁隆准，深目闭口，头上似戴一平顶高冠，冠顶刻有一“巫”字，面目表情严肃专注，俨然为一巫师形象。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的一座墓，墓主约为一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随葬有不少铜、石、骨、陶器，近头部一侧有卜骨3块，脚边放着一个长方形漆匣，内装“石砭镰”的医疗用具，生前应是位巫师，与文献说的巫作医可对照。同墓又殉有一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可见墓主生前地位不算太低，但随葬品在同批墓群却又只能列为中等偏上，说明其应处在当地上层权贵的属下，充当着巫医的专门角色。巫因鬼神崇拜而产生，巫医不分，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从原始社会巫“事鬼神祷解以治病”，到巫“多明药性”，到商代有专职的巫医之设，其中深含着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历经的无数次痛苦失败教训和日积月累的经验认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旦人们从鬼的幻觉世界回到人的现实世界，巫医之分也就势在必然。

巫与医

上古巫师作医，内含一些合理的医疗术，只是受认识的局限，在行为状态和信仰系统上采取了占卜、致祭、诅咒、祈禳、驱疫等等一系列歪曲处理的巫术方式。其合理的医疗术，乃出于人们长期生活和生产中经验教训的提炼，在一定条件下，会向俗信转化。形成一种传统习惯，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并直接间接服务于生活。对巫医方式进行自发性的分辨和取舍，早在夏商之前当已有之。据《帝王世纪》记载的传说，远古时有伏牺，“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又有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淮南子·修务训》中也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记》卷一则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所谓药性滋味，即《本草经·序录》中指出的“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惊四气，及有毒、无毒。”假托圣人味尝百药而制九针的传说，反映了先民曾冒牺牲生命的风险，进行医疗实践的探索途径，一些成功经验，很早就被揭去了原先的神秘色彩，作为一种医疗俗信，在人们心理上、行为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药物的辨识和利用，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赵璞珊先生对《山海经》中的药物名作过统计，矿物类药有5种，植物类药28种，木类药23种，兽类药6种，鸟类药25种，水族类药30种，其它类药5种，计达32种，部分药物至今仍在利用，而大部分不得其知。药方相当简单，都是单药单方单功用，没有复方，故产生时代原始。在这些药物中，动物类药有7种，占到53.8％，植物类药有5种，占38.6％，矿物药最少，仅仅占3.8％。有学者指出，药物的发现，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渔猎畜牧时代理应动物类药发现多，植物类药大量出现，是农业有较大发展的结果，矿物药少，表明手工业采矿业开始时间还不长。可见，《山海经》中的药物名，是出自对远古以来人们辨识和利用药物医疗经验的汇集。

各

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每有大量动植物遗存发现，有的可能曾作药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有穿山甲、鳖骨、酸枣、芡实等，特别是樟科植物的叶片数量最多，是人工有意采集堆积品，据说是用来驱虫防病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均有枣核、桃核等炭化植物果核出土。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有桃核、芡实。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一座房址中，出有3陶罐炭化大麻籽。这类动植物在今日中药中无不仍在利用。至商代，明确作药用的植物更多有发现。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曾于3座房址中，发现不少盛器，分装着许多药用植物果实或种子，有蔷薇科桃属的桃核和去核的桃仁，有同科樱属的郁李和欧李之仁，有李实、枣、草木樨、大麻籽等。据古代药书记载，桃仁是活血化瘀的代表性药物，有止咳逆上气、杀小虫、下瘀血、通经、治腹中结块、通润大便、瘕邪气等作用，但多食会致腹泻。郁李仁历来专供药用，可通便、泻腹水、治浮肿，能破血润燥。李实可除痼热，其核仁可治面黑子。枣能健脾益血，枣核入药，有酸收益肝胆之效。草木樨能清热解毒。大麻籽为润肠通便药，有祛风、活血通经功能，大麻仁酒可治骨髓风毒和大风癞疾等，但有缓泻作用，不能随便食用。这类药物分门别类成批出土，正表明药物治病已作为一种医疗俗信，很早就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武丁时甲骨文有云：“王疾齿，惟易”、“王疾齿，亡易”的对贞。易有治义，反映了对齿疾治疗的积极态度。《国语·楚语上》记武丁作书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又见《孟子·滕文公上》，乃《尚书·说命》逸篇的佚文。赵岐注云：“瞑眩，药攻人疾，先使瞑眩愦乱，乃得瘳愈也。”说的是如果服药后感觉不到头晕目眩的药物反应，病就好不了。可见商代人对药性药力的医疗俗信，是恪守不疑的。除药物外，人们还很早就发明了针砭及外科手术等疗法。《山海经·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注云：“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淮南子·说山训》云：“医之用针石”，高诱注云，“针石所抵，弹人痈痤，出其恶血。”《黄帝内经·素问》云：“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旧注：“砭石如玉，可以为鍼。”《说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盐铁论·申韩》云：“下鍼石而钻肌肤。”《汉书·艺文志》云：“箴石汤火所施”，颜师古注：“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凡箴石、鍼石、针石、砭石、石箴、砭针、砭、箴、鍼等，写法或称法不同，但均指同类性质的针疗器具，盖因取材不一之故。

这种针疗器具，古代有以竹、骨、牙、石等为之者，金属发明后，或又以新材料制之。陕西临潼姜寨一期遗址，出有47枚磨制规整，圆扁修长而尖端细锐的骨针，有的可能即原始针疗器具。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有骨针枚，骨锥枚，数量很多，恐怕不会都是一般用品。山东诸城呈子遗址，一些墓葬内死者的手中握有骨针，又有骨锥同出。大汶口遗址墓葬所见，一些死青往往只手或双手握獐牙或骨矛，有的獐牙尖经加工，刃部锋利，有烧痕。还同出骨锥、骨针、牙刀或牙镰之类，牙刀、牙镰是用猪獠牙制成，刃部锋利，端部尖锐。骨针或放在骨管中。如26号墓内一成年人，双手均握獐牙，同出骨锥3枚，牙镰4件，骨管根，内放3枚无鼻骨针。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都有数量不等的骨针、锥或其他质料的棒状、尖状器出土，容或有用于医疗者。针的形制不同，疗法也不一样。如所谓九针，有头大末锐的镵针，形如卵形的员针，锋如黍粟的银针，刃三隅的锋针，末如剑锋的铍针，员锐而中身微大的员利针，尖如蚊虻喙的毫针，锋利身薄的长针，尖挺锋微员的大针等。针对人体不同病症和不同部位，可施用不同的针，如锋针可发痼疾，铍针可取大脓，员针可按摩体表，员利针可取暴气，毫针可取痛痹，长针可取远痹。有学者认为，考古发现的石卵、石刀、石镰、石棒、骨针、骨锥等等，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有兼用于医疗目的。如石卵，可火煨水热以温熨患处，近似员针的性质。石棒可用于叩击体表。有的则类似铍针、锋针，可用于切割痈脓、刺泻瘀血。上举大汶口墓葬死者手中握的锋刃锐利的獐牙，尖端有烧痕，似当时在治痈出脓血的手术前，已有火烧消毒之举。尤其是众多的无鼻骨针，蓄之于特制骨管之中的事象，说明针砭医疗术，早在原始时期已成为社会的俗信之一。

商代的针砭医疗器具，在各地遗址也时有发现。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曾出土砭石3件，均作拱背凹刃，尖端圆纯，长度在20厘米左右，形似镰刀，也称砭镰，可用于切破痈脓，排除瘀血。其中一件，出土时装在一只黑色朱彩的带盖扁长方体漆盒内。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有一种长约3厘米，外表光滑的石棒，据说是用于叩击体表的砭针。殷墟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人架背下，发现有两件骨锥，呈八字形放置，锥尖对人体，其中一件刺及胸椎骨。骨锥刺破肌肤而深扎体内，似乎属于针刺治疗失败致死的病例。《盐铁论·轻重》有云：“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商代针砭术似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疗效还显得不太成熟，人们曾为此付出过惨痛代价。所谓“妄刺”，正可用来形容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事象。胡厚宣先生曾指出，甲骨文殷字写作，本意像一人身腹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与针疗殷字有关的另一个字，是指艾木灸疗；还有一个字，是指按摩体腹。可见，在商代，人们对于疾病的治疗，药物、针灸、按摩数者俱备。但针砭疗法，尚基本处在盲目信奉的摸索之中，作为深层次的经络学说还没有产生。不过屡屡的失败，并没有使人们因噎废食，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进取，也带来了成功的希望，后世中医学上的药物学和针灸医科的出色成就，正是在古往今来人们的前赴后继努力中形成的。

然而，必须看到，自原始时期直至商代，医疗俗信的发展并没有导入与巫术信仰截然对峙的局面，有关医术中不可思议的认识局限，同样蒙有深深的神异色彩，以致与巫术长期相杂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墓葬，常发现医疗器具与龟甲同出，有的甲壳涂朱，内装数量不等的砂粒。江苏邳县刘林遗址，也发现龟甲内盛小石子。同地的大墩子遗址，一些墓葬出土的龟甲，有的装着许多小石子，有的均是装骨针6枚。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在几座墓葬发现的3副龟甲壳内，分别装有7、2、25枚骨锥。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该地区史前先民的“龟灵”观念，同时也是巫医交合的行为状态和信仰系统在原始葬俗中的再现。下及商代，巫医交合仍十分兴盛，上述台西中商遗址，盒装医疗器具砭镰，与3块卜用牛胛骨同出一墓。甚至在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四块东汉时代描绘针砭治病的画像石中，手执砭针的医者犹被勾勒成一位人身鸟体的神巫。

很显然，自原始时期至夏商以来，尽管人们通过长期医疗实践所获得的许多可贵的合理性经验，已相继作为传统俗信而被继承和发扬，但认识的局限往往落后于理性的探索，况且人们还没有摆脱超自然势力的支配，因而复又使某些合理性经验蒙上了一定的神秘性，反而为巫医行为的施展提供了逆向发展条件。但是当时的传统俗信中的科学成分和经验概括，毕竟是主流所在，人们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制九针，以拯夭在”，面对迷信桎梏而表现出的主动性分辨和取舍，也是态度鲜明的。

在现代，人们只分中医和西医，而在很久很久以前，西医还未传入中国时，中国医术的划分要神奇的多。中国古代医学又称作“汉医”，它的范围非常广泛，巫术、巫蛊、方术等都包含其中，所以说汉医学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那时候，巫和医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可是现在医学那么发达，巫医还存在于民间吗？

巫和医的区别

巫与医是同源的。从字型上看，医最初写作“毉”，下面是巫字。最早的时候，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从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但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想来在古代当医生也不容易，开药之前还要唱歌跳舞，可能他们的内心也是崩溃的......

也许这些萨满祭司一样的巫医们受够了兼任唱唱跳跳和悬壶济世这么分裂的人设，巫和医大约在春秋时期开始分家。据《周礼》记载，当时朝廷有在大史之下设“掌医之政令”，并有食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等医学分科。从此巫师不再承担治病救人的职责，只是问求鬼神、占卜吉凶。而大夫也不再求神问鬼，只负责救死扶伤。不过，这也说明周代的医学理论思维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尚书．洪苑》中关于水、火、木、金、土五行学说，《周易》中关于阴阳对立双方的概括，是在巫术神学还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产生的具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形成的突破。在西周也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的记载。《史记.扁鹊传》中就记载了神医扁鹊告诫人们：“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巫术的职能

　　

医术在后来渐渐演变成中医，神奇的药方有神奇的疗效。而巫术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玩脱了，渐渐脱离了单纯的祭祀祈福，产生了许多其他古怪诡异的职能。

　　

祈求

祈求是指人们以一定方式，祈求自然力或鬼神来帮助自己实现某种目的。如汉族求雨，多拜龙王，拜祭不成时，便要施巫术，逼迫龙王下雨。如抬龙王游街，曝晒龙王，把井水掏干等等。这先礼后兵的模式真是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啊......

招魂

招魂，顾名思义，就是用巫术把失落的灵魂招回来。它不仅限于人自身，也适用于动物、植物。如基诺族为谷神招魂，苗族为牛招魂，汉族小孩病了，往往以为是灵魂失落在村外，妈妈则要拿着小孩的衣服去村外呼喊小孩的名字，为其招魂。彝族也有为出走多年或客死异乡的长辈招魂的习俗。由巫师主持，往往站在高山上，望着死者出走的方向，呼唤死者的名字，一面用麻线佯占死者的灵魂回来。壮族、毛难族等民族还有为亡人、情人招魂的巫术。一般小伙子多请女巫，巫师头蒙被单，请神附体，不久她即进入昏迷状态，宣布魂已附体，于是女巫便代表男子的情人，与男子对歌，倾吐衷情。

诅咒

诅咒是借助语言的魔力，达到加害对方的目的。最常见的形式是面对面的诅咒，不得好死、千刀万剐等等。更多的是通过诅咒对方的名字达到巫术的目的。傣族有一种“放罗”巫术，目的是挑拨别人夫妻关系，自己好插足。做法是从夫妻家坟地的篱笆上取二片竹，刻上：“你两胸上长刺，不能彼此拥抱，只能象隔河相望一样”，然后放于对方竹楼下，认为三天内就会夫妻失和。

在东北汉族和满族地区过去有一种蒸猫诅咒，如失者发现某人偷了自己的财物又据不承认，失者就将偷者的生辰八字、姓名写在纸上，与一只猫一起放在蒸笼内蒸煮，猫在笼中挣扎惨叫，失者便诅咒偷者也象猫一样，不得好死。

驱鬼

驱鬼是对鬼施行的一种攻击性巫术。在生产、建房、治病、丧葬中经常使用。这是民间巫师的最主要的工作。有纸船明烛照天烧、婚礼上用箭射新娘、迈火盆等等，汉族的驱鬼巫术后来许多被道教继承下来。符、剑、印、镜是道士的主要驱鬼工具。驱鬼巫术也适用于凶死者。黎族对凶死者最为畏惧，送葬时必须举行复杂的仪式：必须走弯弯曲曲的路，使凶死者的灵魂谜途难返，下葬时还要以巨石压尸，或以木桩钉尸，目的是让凶死者的灵魂永远不能返回家园，否则就会扰乱家人。

辟邪

避邪是利用一定的物件来防止邪鬼来犯，是一种消极巫术。避邪物一般装饰在建筑物上、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上，也有佩戴在身上的。普米族在门或墙上印有许多石灰手印纹，据说这是一种打各鬼的姿势，鬼会见而生畏。在门楣上挂刀、剑、锯、羊角等也可避邪。

鄂伦春族在仙人柱上悬挂野猪牙、熊鼻；侗族在门上挂狗头，以狗护家。苗族在门上挂有米筛和鱼网，认为米筛象征眼睛多，能识破鬼的行踪，鱼网则是捉鬼的工具，鬼见了便会避而远之。图腾也是一种避邪物，彝族多在门上画一只虎。我国西北和欧洲地区常常挂马蹄铁。汉族的护身符、门神镇宅宝剑等都是避邪物。

巫蛊

蛊原来是医生培养出来治病所用，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以毒虫作祟害人的巫术。是一种较古老的神秘、恐怖的巫术，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中。蛊，从字形上看，就是将许多虫子放在一个容器里。造蛊的人捉一百只虫，放入一个器皿中，这一百只虫大的吃小的，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做蛊。可知蛊本来是一种专门治毒疮的药，后来才被人利用来害人。

有毒的蛊多在中国大陆南方各省养成，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慢性的病痛。以现代观点说，这是一种人为的，由许多原虫的毒引发出来的怪病。说到底，蛊虫原本是巫医用来治病，丑丑的小虫子最后还是做了丑丑的事情。直到今天，在福建一些地区关于放蛊的想象和指控依然存在。蛊往往与疾病原因联系在一起。作为对疾病原因的推测，蛊的观念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方式。从一种的致病之虫，到一类泛义的致病邪毒，再到没有明确界定的病名，以后出现病名与证候名相分离的用法。

现在的巫术是什么样？

我们现代生活的某些方面,实际上还留有巫术的痕迹.例如,一些大型活动上的火炬传递，再比如端午赛龙舟。宗教学者一般认为，巫术属于原始宗教的一种，是试图借助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或某些事物施加影响，或者加予控制。学术界，巫术依然有着很模糊的存在感。

强大之处无所不在

斯里兰卡巫医爆料：巫术助亚明当选马尔代夫总统

阿卜杜拉·亚明在年马尔代夫大选中反败为胜，击败前总统纳希德。中国日报网2月6日电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5日报道，一名斯里兰卡巫医公开宣称，自己使用巫术帮助阿卜杜拉亚明赢得马尔代夫总统大选。众所周知，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拥有重要的国际顾问——谢丽布莱尔及她的律师事务所。然而日前斯里兰卡巫医阿耶拉维克勒马辛革公开表示，他通过巫术仪式帮助亚明打败竞争对手，当上马尔代夫总统。维克勒马辛革称，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周围几个重要位置掩埋鸡蛋、椰子等物品之后，他完成了巫术仪式，暗中破坏亚明竞争对手的竞选之路。“我们请来魔鬼摧毁亚明对手的政治力量，并帮助亚明争取到其他竞选者的支持者。看看选举结果，这就是证据。看看这场选举是如何改变的。”

年马尔代夫大选第一轮投票后，亚明的票数远低于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然而在第二次投票中，当时位列第三的竞选者突然全力支持亚明，使他意外获胜。当时纳希德的支持者指责选举有黑幕，而今维克勒马辛革巫医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我从精神和政治两个角度分析了当时的情形，我找到（亚明）竞争对手的弱点，并专攻那些弱点，”他说，“我通过咒语的灵性，完成一些特定的仪式。在马尔代夫，人们称之为巫术。”日前亚明公开否认他和妻子涉嫌参与马尔代夫史上最大的一次贪腐丑闻。一家审计公司透露，国有旅游推广公司的万美金被盗用。该公司证实这笔资金和前副总统阿迪布有关，他被指控蓄意暗杀总统亚明。公司称将这笔资金分发给了一些政要，其中包括总统和第一夫人。

坦桑尼亚巫医“无所不能”

坦桑尼亚乌凯雷韦岛上的巫医诊所数量众多，“Mganga”是其中一间。它看上去异常简陋，只有门外泥墙上挂着的两只干燥的死翠鸟，提醒人们这里居住的并非常人，而是深谙巫术的非洲巫医。50岁的巫医蒂娜·查尔斯是这个诊所的主人，个子不高，眼睛明亮。她总是包着绿头巾，一支橘色的手机永远挂在胸前，随着她的走动晃来晃去。3年前，她开办了这家诊所，生意十分兴隆。她把病人的信息记录在一个A4纸大小的笔记本上，上面还写着这里的服务内容和收费价目。由于病人众多，诊所内拥挤逼仄。不断有人进门要求预约就诊，一些等待多时的患者干脆躺在地上，据说，他们中的几人数周前就在这里排队了。

蒂娜成为巫医源于一个“疯狂的早晨”。那一天，她突然跑上附近的一座山头，待了两周后，又在山脚下的湖水里浸泡了整整一天。也许是得到了某种指引，经过这番“洗礼”后，她登上另一座山峰——那里埋葬着一位传教士，自他年遇害后，就成了一片荒野。蒂娜在传教士墓前的十字架下找到一本破旧的圣经。她带着这本书下山回到家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位于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中的乌凯雷韦群岛由28个小岛组成。这里物产贫乏，最负盛名的“特产”可能要属生活在此的巫医了。远道而来的人到岛上寻找治愈疾病的妙方，甚至是解决家庭财产纠纷的良策；还有人会到这里寻找对付诅咒的解药，或是找人诅咒别人。在这座被巫术笼罩的岛上，你只需花一笔小钱，就能轻松请巫医帮你做法。“自然疗法”是巫医们解决问题最常用的手段，当这种方法不好使时，他们也会出些“大招”——进行驱魔或消除诅咒的法事。

巫医往往自称可以“洞察过去，预知未来”。因此，他们不仅能“治愈”疾病，还能帮你“击垮”任何敌人。万一你不幸遭到了其他巫医的诅咒，他们也有办法帮你破解。不过，巫医不会轻易对别人施展“法力”，更不会轻易对人下咒。“只有在人们受到伤害时，（我们才会这么做）”蒂娜说，“如果他们想复仇，我会助其一臂之力。”蒂娜的诊所业务范围极广。无论是发热、胃痛、皮肤感染，还是疟疾、血吸虫病、癔症……各种顽疾对她来说都不在话下。她甚至还能治疗不孕不育，解决工作难题，或者帮人们摆脱邪灵附体。

巫医们的业务并非千篇一律。有些人还有另类的技能，比如治疗蝎子蛰伤，保佑渔民出行顺利，或是为你捕猎河马进行祈祷。事实上，方圆几百里内，乞求巫医治疗几乎是人们治愈疾病、解决问题的唯一希望。因此，他们的病人总是络绎不绝。

美国历史学家杰拉尔德·哈特维希曾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当地历史。岛上的长老告诉他，9世纪初以前，人们不懂巫术，而把极端事件，如干旱、疾病、暴雨和收成减少归为“酋长的阴谋”。到了9世纪中叶，随着坦桑尼亚与阿拉伯和欧洲贸易的增加，一些不知名的疾病随之而来。当地人需要给不可知的未来一个全新的解释，巫术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应运而生。

出于种种原因，医院往往是岛民最后去的地方。上个月，一名久病在床的渔夫离开了人世。巫医称他是被过多的诅咒所杀，因为他曾卑鄙地偷走了别人的渔网。他医院，但医生已无力回天。最终，医院害死了他，因为人是到了那儿才过世的。坦桑尼亚人常说，欧洲人有的是手表，非洲人有的是时间。或许出于这种原因，他们更倾向于求助巫医，而非正规的医生。在一位当地渔民看来，巫医的治疗比现代医学更货真价实——至少前者不会卖给他们假药。

每当有病人上门，蒂娜就会用黑纱覆上病人的头，告诉他们正在呼吸的空气就是她的药。在病人专注于呼吸“药物”的时候，她和助手会在他们身边舞蹈，摇晃着葫芦沙球召唤出侵入他们身体的恶魔。在外乡人看来，这种行为或许是故弄玄虚。但在当地人眼中，巫医的法术不仅可以治愈肉体，还可以滋润灵魂。最重要的是，医院更划算。25万人口的乌凯雷韦岛上有名巫医，却只有两名正规的医生。巫医分散在各个角落，大多数居民都能得到他们的关照。当地政府对巫医的存在也听之任之。事实上，他们给政府带来了许多好处——岛上的警察忙于收受贿赂，形同虚设，但出于对巫术的恐惧，很少有人敢冒险犯罪。

乌凯雷韦岛是坦桑尼亚最贫瘠的土地。上帝并未保佑它远离疾病、饥饿，也不能阻止这里的儿童死亡。对许多岛民来说，巫医的存在为他们在这个令人费解的世界艰难求生，提供了更廉价、更有说服力的指引。也许，这就是他们追随巫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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