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教育真正的敌人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节选）

今天的中国教育，作为塑造社会分层的核心机制，越来越从“期许”变成“焦虑”。伴随亲历改革、分层明显的八零后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各类“二代”已构成当下接受教育的多元主体，这更加剧了教育问题的复杂性。

面对诉求多元、竞争严酷、标准国际化三大张力，我们素质教育的标准究竟在由谁决定？一次次考试与招生改革为何大多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教育改革应向何处发力，才更有希望纾解焦虑、回应期待？

应试教育下，学生负担很重，中国的家庭都在为竞争而学习，“不能输在起跑线”；但是中国的学校又在致力于让“所有的学生一样的好”，这是一个悖论。

教改减负的背后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内涵模糊，更准确的定位是作为应试教育批判的武器存在。我们可以不知道什么叫素质教育，但是只要痛感于应试教育的严苛，素质教育似乎就天然获得了论证与认同的合法性。

我更愿意用“博放教育”和“精约教育”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减负之后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现实中，这两种理念型常常嵌套在一起，呈现复杂的样态。学生3点半放学以后，可能直接到校外教育机构里去了。也就是说，学校的博放实际上高度依赖家庭与校外的精约训练。

精约教育，如一些教育评论者所言，是要把向上的动力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心中。而在博放教育中，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取消班级和班主任，拆掉教室中的讲台，老师站在学生中间；尊重学生兴趣、制订个性化的课表，为私人定制未来。

从这两种教育理念的对比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断裂：大城市的社会中上阶层开始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中下阶层信任和选择的仍然是应试教育。

经济学里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它相信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在二战后一直到年代，西方社会大致是这样一个发展；大家相信，在经济在大潮下，所有的船只都会扬帆远航。

但是，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对各国历史的研究，指出这个曲线是有局限的，只能解释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现象。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如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是一个极端不平等。

皮凯蒂把下层阶层定义为收入最低的50%，中产阶级是中间40%，上层是前10%，这前10%又是由1%和9%构成。在他的数据里面，下面50%的人的劳动收入占所有比例当中25%—33%，中间40%占37到50%；最上面10%的人占到所有比例的25%和30%，这只是温和不平等。而资本收入是极端不平等，下面50%只占5%-10%。中间是25%-40%，前面这10%的人占的比例是大于50%的。

皮凯蒂也分析了基尼系数的发展趋势。数据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教育民主化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这个超级财富阶层必然有他们自己的教育选择，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

过去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看一个人学了什么，因此能做什么；但在今天的顶级行业中，更多看的是他的整个人，也就是所谓“人格资本”（personalcapital），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美国版的“素质”看重的是极强的内在驱动力和进取心、丰富的课外兴趣、出色的社交技能，以及在繁多的学习、工作、兴趣之间管理时间的能力。

一个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需要在在这样一个既隐形又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上下移动，让自己适应它的规定和程序；学会在密集而隐匿的等级关系中自如周旋，既能和他的上级权威套近乎，坐在导师的沙发上，又能与普通人打成一片，开放亲切，这是民主社会的新精英。

新精英背后特别讲究一种面对权威或者说拥有特权生活中的自如、淡定、如鱼得水、不卑不亢的气质，在信息时代，有形的知识已经贬值，非常易得，只有这些无形的惯习才决定“你是谁”，而后者是家庭与学校昂贵的投资后才能获得的。“二代”新精英们就是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普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像搭上自动上行扶梯一样，随着经济的大潮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这期间的教育整体来说是家庭地位与财产的保护机制。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40年后，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财富阶层出现，“二代”崛起。这是今天中国教育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境。

另外，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经进入学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满焦虑，不允许子女失败，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这时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以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来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但它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指出，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都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而“行行出状元”，读书人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既鲜特权，又无专利，遗产平分，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持，而赌命运于身手。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见，人人所共信，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这是“一代”的境况，学校与考试的功能，正是“赌命运于身手”的天才试验场、品行甄别地教育与功名相连、社会的开放性与教育的功利性紧密相连。

事实上，应试有其合理性，素质也有其正当性，但在现实中，它们都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从而出现种种问题。

今天的基础教育不断减负，高考不断降低难度，这些改革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高校识别学术精英更困难了，于是出现了自主招生，企图建立新的门槛。但在这一轮轮的改革之后，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学生自身持久的专注、坚定的意志、一定的天赋，也需要他的家长精明的眼光与昂贵的投资，所有这些层层嵌套在一起，变成一场理性的经营。

因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是一个虚假问题，它们真正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侵蚀下，无论是应试还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没有发生质变。

我们的教育改革，常常改的是病名，而不是病症。教育面对的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因为学校自成一个雏形社会，它直接影响着明日社会的样貌。

然而，教育一旦接过这一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让学校落入“混乱的教育计划”之中：社会存在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需要，许许多多教育制度无法有效地妥善处理的需要。

中国教育已经嵌套进入全球化之中，在人民对教育的多重期待中，既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经营、投资乃至洗牌中产阶级策略，以及精英教育对其继承人严格的传承与庇护。在“二代们”多元的教育期待、教育选择后，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对“素质教育”的定义与博弈。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社会公平的结果。如果企图以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来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实现所谓底线平等，就无异于螳臂当车，而且会搅乱教育的内部秩序。认识到教育的限度，教育才能尊重内在的育人规律。

教育改革也不是简单的制度模式移植，把芬兰教育、美国教育移植就好。教育一定是从自己的制度文化民情中真实生长出来的，我们需要尊重传统与常识。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理念实验，移植，它是一门政治的技艺，需要谨慎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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