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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光唐五代时期杭州的饮食与娱乐活动
提要：随着唐五代时期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吃喝玩乐有着较高的追求。杭州人的主食以稻米为主，肉类食品主要食用羊肉和牛肉，并且大量食用水产品，流行饮酒饮茶。杭州城内外建起了很多园林，游览风气盛行，官员和文人士大夫是最积极的推动者，社会风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娱乐生活充实，到处都有歌舞音乐，文娱活动十分热闹，正月十五观灯、端午竞渡、钱塘观潮等，都较有地方文化特色。吃喝、游览和娱乐活动，反映出了杭州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富足状况。
关键词：唐五代杭州饮食园林娱乐活动
杭州是唐代浙西道的一个重要城市。杭州位于钱塘江边，江南运河的南端，交通地位重要，商品贸易十分兴旺。唐后期，杭州周围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城内手工业较为发达，丝织业、金银制造业、食品业等很有特色。钱镠驻扎杭州后，杭州成为吴越国的都城，正式成为两浙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时人谈到杭州时说：“地上天宫，轻清秀丽，东南为甲，事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杭州被比喻成完美的地上天宫。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宋人王明清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杭州城市商贸略次于苏、越两州。但杭州的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商品贸易渐渐兴旺。至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杭州城军事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的发达程度在江南地区已首屈一指。唐代中期，李华说杭州是“杭州东南名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杭州人口众多，商业已现兴旺的景象。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吃喝玩乐必然有着更高的追求。因此对杭州吃喝玩乐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对杭州城市的研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杭州的饮食风尚
对南方城市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主食是稻米饭。在江南的平原地区，水稻是大面积成片种植。权德舆曾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杭州周围都是水稻生产区，民众的日常主食必然是稻米。杭州城内也食用一定量的麦饭，居民还食用各种面粉和米粉制成的饼。《清异录》卷上云：“道忠行化余杭，一钱不遗，专供灵隐海众，月设一斋延僧，广备蒸作。人人喜曰：‘来日赴忠道者蒸雪会。’忠之化人，惟曰买面，故称‘面忠’。”汤饼可能与今日面条相似。
杭州人的食物中，肉类比较重要，羊肉和牛肉应是主要的产品。孟诜《食疗本草》称，北方的河西羊最佳，河东羊亦好，但“江浙羊都少味而发疾”，说明羊肉在南方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重。他说南方羊“都不与盐食之，多在山中吃野草，或食毒草。若北羊，一二年间也不可食，食必病生尔。为其来南地食毒草故也”。当然，南方食用羊肉的数量是不能和北方相比的。这里谈到的江浙，自然也包括杭州。食用牛肉也比较常见。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杭州杀牛者不会只有胡进思一人，市场里牛肉的消费量应是挺大的。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也大体说明了食用牛羊肉的情况。
杭州东为钱塘江，不远处就是大海，境内河流湖泊密布，因而人们的饮食和水产品关系密切。唐中宗景龙元年，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龟鳖之利，黎元所资。”因此，鱼类产品被大量地运进城市中的市场。白居易谈到杭州“鱼盐聚为市”，说明城内鱼产品销售十分多见。唐末吴越王钱镠时，“应西湖之捕鱼者必日纳数斤，谓之使宅鱼。有终日不及其数者，必市为供之，民颇怨叹”。钱镠喜欢吃鱼，因而在西湖捕鱼的渔民每天一定要送几斤到宫内，成了变相的渔税。陶谷《清异录》卷上谈到：“水族加恩簿吴越功德判官毛胜，多雅戏，以地产鱼虾海物，四方所无，因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他将各种水产品全部给一个官位，虽是游戏笑谈，但列出了众多时人食用的淡水和海产品名单。这些水产品，按书中的先后次序有：江瑶、章举、车鳌、蚶菜、虾魁、蠘、蝤蛑、蟹、彭越、蛤虫樂、文、鲈、鲥、鲚、鼋、鳖、鲎、石首、石决明、乌贼、龟、水母、真珠、玳瑁、牡蛎、梵响、砑光螺、珂、螺蛳、蛙、鱁鮧、江豚、鳜、鲤、鲫、白鱼、鳊、鲟鳇、鳝、葱管、东崇、崇连、河豚、鳆、蚬。这么多的水产品，说明人们对鱼类的食用数量在增加，认识上分类更加细化。同书又云：“孙承祐在浙右，尝馔客，指其盘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粟，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以南方的蝤蛑（即青蟹）和江南的虾、鱼招待客人，认为是最高的档次。蟹的鲜味为人称颂，所以不少人特别爱吃蟹。不过一直到唐代末年，杭州农村不食蟹，“时有农夫田彦升者，家于半道红，幼性至孝，其母嗜蟹，彦升虑邻比窥笑，常远市于苏、湖间，熟之，以布囊负归”。从这条史料看，苏、湖一带是食蟹成风，但杭州食用者还不是特别多。钱昆少卿家世代居住在余杭，“杭人嗜蟹，尝求外补。或问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蟚蟹无通判处可矣。’闻者以为笑”。这是宋初的情况，说明没多少时间，从唐末以后到宋代初年，杭州人已比较喜欢吃蟹了。《清异录》卷下云：“吴越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即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这是一种腌制的鱼产品。
承继了传统，杭州城内居民饮酒十分普遍，在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杭州酒楼有夜间经营的，“高楼酒夜谁家笛，一曲《凉州》梦里残”。唐五代江南制酒业比较发达，一些带有浓厚地方酿造工艺特色的酒得到了人们的喜爱。杭州有种名酒叫梨花春，白居易《杭州春望》云：“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其诗自注云：“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说明杭州地区酿出质量的酒是在春季。余杭县的酒也十分出名，早在开元间已为人们称赞。诗人丁仙芝云：“十千兑得余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喝酒在杭州的中上层社会流行。唐末御史中丞萧某为杭州刺史，“会宴于城楼饮”，方干与吴杰作陪。吴杰晚至，“目为风掠”，萧“笑命近座女伶裂红巾方寸帖脸，以障风”，方干看了就不乐意，两人就作诗相互嘲讽起来。城楼上饮酒能高瞻远瞩，观赏风景特别有利。有漂亮的妓女佐酒，男人们状态会好，喝起来更带劲。崔涓守杭州，在西湖上饮饯中使。有人献木瓜，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崔涓“传以示客”，让各位看看。中使不高兴了，认为这个应该送进宫的，“解舟而去”。崔涓十分担心，“欲撤饮”。“官妓作酒监者”马上对崔涓说：“请郎中尽饮，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这位杭州官妓本来是在宴会中是作酒监的，因为中使搅局，让一场酒没有好好喝完。酒喝得比较高兴，喝酒的人还会唱歌跳舞。吴越王钱镠衣锦还乡，在临安设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喝得兴起，他“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国王这样放开一唱，众乡亲当然十分高兴，“叫笑振席，欢感闾里”，君民之间饮酒成这样的快乐，是很少见到的。直到宋代，临安“山民尚有能歌者”。
杭州是唐代重要的制茶区，在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中有较详细的叙述。陆羽认为杭州“临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同”，此外，“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这儿已提到了三县生产茶叶。《太平寰宇记》卷93云：“於潜县……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证实於潜县天目山区在唐五代时生产出的茶叶是比较有质量的。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云：“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知唐末人们特别喜爱天目山茶。余杭县的径山产名茶。唐张又新《煎茶水记》云：“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若俊颖挺，多孕茶荈，为人采拾，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湖州紫笋、越州天章、杭州径山茶是今浙江最有名气的三种茶叶。此外，余杭天柱山，四隅斗绝，耸翠参天，“山出佳茗，为浙右最。”《咸淳临安志》卷27《山川六》谈到新城县西的七贤乡仙坑山六朝时即“山产茶，其味特美。”唐代杭州的属县中，大部分都是生产茶叶的。据《册府元龟》卷《帝王部·纳贡献》记载，吴越国在五代时向北方政权贡茶共12次，其中3次没有具体数量，9次有具体数字的共贡斤。虽然这些是在整个吴越国境内生产的，但必定也有一部分是杭州生产的。由唐入宋，由于喝茶流行，茶叶价格转高：“自唐至宋，以茶为宝，有一片值数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贵如此。”唐末至五代，曾任吴越宰相的皮光业特别喜爱喝茶，某天中表请他去尝新柑，“筵具殊丰，簮绂丛集”。但皮光业一到中表家里，不顾席上丰盛的菜肴，却是“呼茶甚急。径进一巨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说明他对饮茶有特别的爱好。
二、杭州的游览活动和园林
唐五代时期杭州的游览风尚，既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同时又与社会比较富足的生活条件作为保障。中唐以后，游览的习俗为城市百姓所接受，“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饮酒、游山玩水是中唐以后文人学者在南方地区休闲活动的主旋律。
地处江南运河最南端的杭州，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大量的官员、学者、文人墨客以及僧侣、道士通过运河来到杭州。这些官员和文人墨客，比较欣赏杭州城内及城外附近的景色，他们对杭州山水无比留恋。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三年，遍访杭州山水，杭州的许多景致因白居易的诗篇而享有盛名。西湖的美丽山水和晴雨晦明，借了白居易的诗歌而声名远播。白居易的诗友元稹时任越州刺史，两人诗信交往，各自赞美本郡山水之美。白居易以为杭州的山水名胜在江南无出其右，他对元稹说：“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又说：“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他还有不少诗提到了杭州城内的美丽，如“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白居易赞美杭州山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杭州山水与他的心灵世界十分呼应。他的诗篇，把浓浓的人文色彩抹遍了西湖风光。
杭州城内外的众园林是人们游山玩水的最佳去处。官员们最佳的游玩处是州治内殿堂楼阁，有虚白堂、因岩亭、高斋、清辉楼、忘筌亭、南亭、西园等景致。虚白堂面江倚山，凭栏可以看钱塘江潮，天气晴好时能远眺高山。白居易有《虚白堂》、《郡亭》等多首诗谈到虚白堂。如《郡亭》诗说：“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潮来一凭槛，宾至一开筵。终朝对云水，有时听管弦。持此聊过日，非忙亦非闲。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因岩亭和忘筌亭白居易也有诗谈到，如《因岩亭》说：“岩树罗阶下，江云贮栋间。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忘筌亭》云：“翠（左山又献）公门对，朱轩野径连。只开新户牖，不改旧风烟。……自笑沧江畔，遥思绛帐前。庭台随事有，争敢比忘筌？”高斋在州宅东，临大溪，紧依山麓，因建筑单体高大，在城墙上，可俯瞰城内景象，吸引了很多人去登高远眺。严维《九日登高》云：“诗家九日怜芳菊，迟客高斋瞰浙江。汉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木奴向熟悬金实，桑落新开泻玉缸。”南亭在杭州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在亭上可以看到钱塘江，所以杜牧说：“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树如发，孤帆白鸟，点尽上凝。在半夜酒余，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亭边有古松，有怪石，官员文人常在这里登楼倚轩，饮酒作诗。西园在郡治内，姚合有诗说：“西园春欲尽，芳草径难分。静语唯幽鸟，闲眠独使君。密林生雨气，古石带潮文。虽去清秋远，朝朝见白云。”可知西园有密林、草径、古石，是一个仿自然的庭园。清辉楼在州治内，应是元和年间刺史严休复改建。白居易有诗谈到此楼，诗序说：“严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东南楼，因名清辉，未立标榜，征归郎署。予既到郡，性爱楼居，宴游其间，颇有幽致。聊成十韵，兼戏寄严。”杭州的州衙，亭台楼阁众多，官员可以登高远眺，可以聚会吟诗，还有以茂密的草树、精致的假山和烟渺碧池组成的园林，为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舒适的环境。
杭州城外，有众多游览的景观。如杭州凤凰山下，武德中建有望海楼，也名东楼，楼高十丈。白居易曾有诗描绘在望海楼上四顾周围优美景色：“东楼胜事我偏知，气象多随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叠，山张屏障绿参差。”又云：“不厌东南望，江楼对海门。……郡中登眺处，无胜此东轩。”西湖隋代还是一片葑草，唐代前期，西湖园林名胜以灵隐、天竺等寺庙园林著称。不少刺史认为西湖的自然环境十分幽雅，因而纷纷筑亭建设。大历中，相里造筑虚白亭。贞元年间，贾全为杭州刺史，也建一亭，后人称为贾公亭。韩皋为刺史，建侯仙亭。元和初年，裴常棣作观风亭，卢元辅作见山亭。西湖中间的孤山寺，“始以元和十二年严休复为刺史时惠皎萌厥心，卒以长庆四年白居易为刺史时成厥事”，也成为西湖景区的一部分，使孤山成为“楼阁参差，弥布椒麓”。白居易之前，断桥已经存在，张祜有诗称：“断桥荒藓合。”明人说：“桥堤烟柳葱青，露草芊绵，望如裙带。”白居易有诗说：“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就连白居易也不知湖中的长堤是谁造的。灵隐寺西南隅飞来峰下的冷泉亭，是白居易的前任元藇兴建的，“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天遁形”。白居易曾盛赞亭四周草薰薰、木欣欣、风冷冷，“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其建筑华美巧丽，顺乎自然山水。到了白居易刺杭州时，他在孤山上兴建竹阁，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兴修湖堤和水闸。在这些官员的努力下，西湖一步步得到建设，成为迷人的风景胜地。
吴越国在凤凰山麓改建隋唐杭州城为王城时，“以山阜为宫室”，修建了握发殿、都会堂、八会堂、阅礼堂、功臣堂、天宠堂、仙居堂、天册堂、恩政堂、武功堂、大庆堂、瑶台院、义和院、天长楼、垒雪楼、青史楼等殿堂楼院，此外还建有不少假山莲池、曲水亭阁的园林。《全唐文》卷收录有罗隐《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指昔日虚白堂前牡丹花名闻远近，眼下吴越国改名为都会堂，仍然是赏景宴乐的去处，因而罗隐大加赞扬：“莫背栏干便相笑，与君俱受主人恩。”城市的高墙外，各州县利用城市四周的自然地势建起的园林就更多了。吴越国大力治理西湖，使西湖恢复了唐代中后期的风貌。西湖周围的群山进一步得到开发。吴山不仅有众多佛寺道观，还修建了秾华园、江湖亭等亭园，遍植梅树。钱镠有《百花亭梅题二道》云：“秾华园里万株梅，含蕊经霜待雪催。莫讶玉颜无粉态，百花中最我先开”，“吴山越岫种寒梅，玉律含芳待候催。为应阳和呈雪貌，游蜂唯觉我先开。”江湖亭在吴山之巅，“左江右湖，故为登览之胜”。此亭为钱氏初建。西湖北宝石山南麓，钱弘俶于北宋乾德二年（）建造了望湖楼，也即看经楼，楼南望平湖，可以远眺群山。涌金门外的西园，原为钱氏故苑，因园中产灵芝，所以后来将园舍为寺园。《西湖游览志》卷3说：“灵芝寺，本钱王故苑，芝生其间，舍以为寺，遂额灵芝。”嘉会门外的瑞萼园是吴越名园之一，忠献王钱弘佐的故园，重柳修竹，半山纡径，闲田绿野，溪流潺潺，是一个自然式的园林。钱塘门外有钱弘俶次子钱惟演的别墅，“有白莲、绿野等堂，碧玉、四观、披灏等轩，南漪、迎薰、澄心、涵碧、玉壶、雪氍毹等亭”，后来舍为寺庙，名菩提院，是个以众多堂、轩、亭组成的一个园林。
城市内外的佛寺亦成了文人们游玩的重要景致。寺庙除了所处地理位置较好外，能吸引游人的是寺中的法物和种植的树木、花卉。钱塘开元寺，因为有牡丹花而吸引了众人前去寻芳探幽。《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云：“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至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长庆初年，牡丹在江南的种植并得以流传大约在宪宗元和后期。寺院有独特的花卉，就能引得文人学士纷至沓来。
唐五代杭州游览风尚最积极的推动者是南来的官员和文人士大夫，他们是较有活力的群体，是时代风气潮流的引领者。地方官员中的很多人本来就是科举出身，具有很高的学养，平素已经十分钦慕江南山水，现在有机会到杭州，在任职的间隙，遍游周围山水，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如白居易、姚合等在杭州，他们游历山水后，都写作了众多的诗文。由于这此人在文坛上比较著名，因而他们的诗文很容易传播开来，使杭州山水知名全国。其次，不少文人为了科举功名，或是为了寻找仕进机会，来到南方，想结识朋友，干谒一些有名的官员或士人，同时增长自己的识见和阅历。唐代一些著名文人都曾经到杭州游览过。孟浩然玄宗开元十七年（）以后从洛阳到润州、杭州，再至婺州、越州、温州等地。张祜“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愣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会昌五年（）李播为杭州刺史，就认为：“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当时武宗灭佛，大量佛寺被拆，李播盘算：“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在社会风尚的推动下，李播只能顺应其发展，在杭州城东南造南亭。显然，会宴城楼亭阁，泛游洞庭太湖，成了文人学士在江南地区必不可少的活动。地方长官也常常以游玩来招待外地来的同僚、亲属、部下。朱冲和曾经游览杭州，“临安监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颇邀迎止宿，情甚厚，冲和深感之”。
文人士大夫在杭州城内外风景的游览，对民间风俗带来了一些影响。文人士大夫是时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对山山水水的眷恋，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气。后代有很多人认为白居易等唐代文人的风尚对苏杭地区民风的改变影响较大。如明人认为白居易面对西湖山川秀发、景物华丽，“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直至明朝，杭州人还在学他的样，“四时邦人士女嬉游歌鼓之声不绝”。可见中唐以后，杭州的游玩之风盛行。杭州城内，一派游玩景象，西湖已是士女优游娱乐之所，“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是游乐者的天堂。湖面上每天笙歌袅袅，美酒佳肴，让人留恋忘返，“绊惹舞人春艳曳，勾留醉客夜徘徊”。白居易感叹在京城已没有意思，还是这人间天堂更舒心：“借问连宵直南省，何如尽日醉西湖”。再如苏州齐君房，将自己写的“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事业不顺利，家里钱也不多，却在“元和初，游钱塘”，“至孤山寺西”，虽不能说是为了怡情养性而去游览，但为了自己弄个好名声有个好奔头，跑了不少地方，来到了杭州城。
三、杭州的娱乐活动
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的安定，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定的娱乐来充实生活。唐五代时期，杭州人的娱乐生活十分丰富。
歌舞音乐活动，与城市社会密切相关，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歌舞音乐提供的是一种雅致的有修养的娱乐形式，充盈着文化气息，通过愉悦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隋唐的南方城市，虽然远离北方的中央政治中心，受朝廷音乐的影响较小，不过宫中的音乐通过一些艺人或官员仍会传播开来，并在南方城市扎下根。白居易在杭州时曾作《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题中“协律”是校正乐律的官员，白居易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多首诗提到他。白有《醉戏诸妓》诗：“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不知明日休官后，逐我东山去是谁？”白居易肯定会大受这位协律的影响。这些足够说明北方音乐高手常会到南方活动，增加了南方城市见识同时代音乐最高演奏水平的机会。
西域传进来的许多音乐元素，从中原来到了南方。比如南方城市流行柘枝舞，这是一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唐人所谓的“罗衫半脱肩”，实际上是一种半脱衣舞。跳这种舞蹈的舞女，在南方很多城市中都有，杭州同样也存在。张祜谈到了杭州的柘枝舞，他有《观杭州柘枝》诗云：“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红罨画衫缠腕出，碧排方胯背腰来。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袎摧。看著遍头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张祜关于柘枝的诗有多首，如《周员外席上观柘枝》云：“画鼓拖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鸾影乍回头并举，凤声初歇翅齐张。一时欻腕招残拍，斜敛轻身拜玉郎。”《观杨瑗柘枝》云：“促叠蛮鼍引柘枝，卷帘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看看舞罢轻云起，却赴襄王梦里期。”从上述这些描写来看，柘枝舞女的姿态十分优美，矫健有力，节奏多变，大多以鼓伴奏，边舞边唱。舞女的服装很有特色，身穿紫罗衫，上镶有金丝，帽上有金铃，旋转时发出声音，脚穿红锦靴。一般这种舞是单人跳的，但有时也会出现双人共舞的现象，张祜的“小娥双换舞衣裳”，大概是指双人舞。这种从西域传进的舞蹈，不仅仅西域舞女在南方城市中表演，一些汉族舞女也有可能学习模仿。
在杭州还活跃着众多擅长歌舞演唱的妓女，在各种公私场合都能看到她们活动的身影。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妓人专为刺史个人唱歌弹琴。官员的宴会聚集中，常有妓女相陪。白居易在杭州时，有《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词与艳歌。但是人家有遗爱，就中苏小感恩多。”《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云：“若厌雅吟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又《饮散夜归赠诸客》云：“回鞭招饮妓，分火送归人。”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刺激了城市娱乐、服务业的发展。杭州有酒楼、妓馆的存在，官僚士人、富商大贾出游聚会，往往通过观赏歌舞来助兴，因而歌舞活动十分盛行，“境牵吟咏真诗国，兴人笙歌好醉乡”，到处都是音乐歌舞之声。
唐末五代，历经短暂混乱之后，南方城市经济重又兴旺起来，城市里的歌声再次响起。建都在杭州的吴越国权贵们是不会放松对歌舞的追求。如文穆王钱元瓘就是喜欢音乐的，他的恭懿夫人吴氏“善鼓琴”，说明这种技能是在宫里是比较受欢迎的。吴越国的宫中有妓乐制度。钱元瓘仁惠夫人许氏，“雅善音律，文穆王后庭乐部悉命夫人掌焉”。钱元瓘第十一子钱弘仪，“晓音律，能造新声，尤工琵琶，妙绝当世。忠懿王常宴集兄弟，欲使仪弹，而难于面命，乃别设一榻，置七宝琵琶于上，覆以黄锦，酒酣，仪果白王曰：‘此非忽雷乎？愿奏一曲为王寿。’时王叔元璫亦知音，王命之拍，曲终，王大悦，赐仪北绫五千段”。不但建起了宫廷乐部，而且常常与大臣一起欣赏乐曲。
唐五代杭州百姓对节日十分重视。节日都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反映出了杭州城市内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
唐代城市正月十五日晚上一般都有放灯、观灯的习俗，杭州也十分流行。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云：“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描写的是唐中期杭州的节日情景。从元宵节“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来看，这天晚上城内十分热闹，人来人往，使家在北方的白居易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唐代寒食、清明期间盛行斗鸡、击鞠、拔河、荡秋千、踏青、放风筝等活动，杭州也大体相仿。罗隐《寒食日时出城东》云：“青门欲曙天，车马已暄阗。禁柳疏风细，墙花拆露鲜。向谁夸丽景，只是叹流年。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这是寒食节人们争相踏青放风筝的情景，从“车马已暄阗”来看，进出杭州城的百姓数量较大。吴淑《江淮异人录》“洪州将校”条谈到一洪州衙中将校晏某使于浙中，他到杭州时，“时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阗委，晏亦出观之。见翁妪二人，对饮于野中……”城市内的人一般都是到城外祭烧，然后坐着吃喝一番。
五月的端午，南方城市中一般有竞渡游戏，杭州也不例外。大中间，崔涓为杭州刺史，“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泮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不料前一天北风大作，“彩船汹涌”，等到第二天看时，船全漂到了南岸。等到崔涓与众官吏来到湖亭，“见其陈设，皆遥指于层波之外”。崔涓“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可以重新回到北岸，再开始比赛。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到，杭州比赛的彩舫规模比较大，不是很小的龙舟，要靠三五只船才能拖得动。唐人已注意到花草环境和中秋之间的关系，发现中秋夜常常是桂花飘香时节。《南部新书》谈到：“杭州灵隐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而岩顶崖根后产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紫阳花或许与中秋没有关系，但桂花飘香常在中秋，灵隐寺僧自然是十分明白的。
冬至日的习俗活动，还往往与食品有关。《荆楚岁时记》：“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这时指的是六朝江南的情况。到了唐代，赤豆粥是否食用不得而知，但民间已有冬至吃馄饨的习惯。《太平广记》卷引《通幽记》“卢顼”条云：“顼家贫，假食于郡内郭西堰……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筴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于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吃馄饨。’以两手拒地，合而于馄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馄饨及雇船钱，则不复来。’卢生如言，遂决别而去。”冬至前夜，民间有做饼的习俗。到了冬至日早晨，要吃馄饨。这则故事里的小金是卢家的奴婢，她为主人讨要饭吃。从所谈的地点来看，指的是杭州。杭州除夕习俗更为丰富。罗隐《岁除夜》云：“官历行将尽，村醪强自倾。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岁月已如此，寇戎犹未平。儿童不愔事，歌吹待天明。”除夕夜，全家老少相聚守岁，畅饮美酒，辞旧迎新。
除了节日有众多的文娱活动，平常时日里，也是有很多文娱、体育活动，城市居民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这些文娱、体育活动，有的是代代相传的，有的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
杭州较有地方特色的文娱活动是钱塘观潮、弄潮。随着杭州城市的不断发展，经多次修治后城区面积有了扩大，城市与钱塘江口日益接近，杭州人发现钱塘观潮是十分有意义的一项活动。李吉甫曾说：“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他对钱塘江的潮汐规律已有十分精确的认识，知道每月钱塘江有两次大潮，其中每年的八月十八日会出现最大的潮汐。根据他的描述，我们知道其时人们都已知道观潮是十分享受的一项活动，所以到了大潮的日子，纷纷前来观看，甚至有一些胆大者还驾了小船弄潮，与大浪作亲密的接触。杜光庭谈到：“钱塘江潮头……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唐，过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激，闻百余里。”唐代诗人有许多观潮诗，都是写樟亭观潮的，说明人们认为樟亭是最合适观潮的地点。如孟浩然《与颜钱塘登樟楼望潮作》云：“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诗中写出杭州城中官员是骑着马匹前来观潮，看到了惊天动地的大浪。白居易《潮》云：“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唐代诗人有很多描写钱塘大潮的诗歌，如姚合《杭州观潮》云：“势连沧海阔，色比白云深。怒雪驱寒气，狂雷散大音。浪高风更起，波急石难沈。鸟惧多遥过，龙惊不敢吟。”朱庆馀《观涛》云：“木落霜飞天地清，空江百里见潮生。鲜机出海鱼龙气，晴雪喷山雷鼓声。”此外，如宋昱有《樟亭观潮》、罗隐有《钱塘江潮》等诗。
观钱塘潮是杭州人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路过杭州的官员都是以一睹钱塘潮为幸事。如婺州参军杜暹，与王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钱江潮”。刺史白居易在东楼宴客，主要是登高后可以赏月、看潮。他的《郡楼夜宴留客》云：“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听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白居易提到了杭州民间观潮已蔚然成风：“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他自注云：“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元镇《和乐天重题别东楼》诗亦云：“鼓催潮户凌晨击，笛赛婆官彻夜吹。唤客潜挥远红袖，卖炉高挂小青旗。剩铺床席春眠处，高卷帘帷月上时。”观潮时人群鼎盛，人们久观不厌，“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宋调露子《角力记》中谈到吴越武肃王钱氏，每年八月十八日钱塘大潮时，带了众大臣一起看潮。是日，“必命僚属登楼而宴，及潮流头已过，即斗牛，然后相扑”。如一位姓蒙的角力士，懿宗咸通中“选隶小儿园，蹴鞠、步打球子。过驾幸处，拳球弹鸟，以此应奉。寻入相扑朋中。方年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力轻捷。及长，擅长多生”。此人历经僖、昭两朝，没有对手，被人称为“蒙万赢”。后入吴越，虽然已经年老，武肃王钱鏐“令指教数人”。可知相扑、斗牛等和观潮一样，成为民间喜欢的娱乐活动。
击鞠，亦就是击球，是城市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中十分流行的一项体育活动。这种活动是人骑在马上持杖击球，以将球击进对方球门为胜，有许多具体的规则。唐代中后期的多位皇帝都喜欢打马球，地方藩镇也十分热衷。这项活动传到了吴越地区，钱镠就特别喜欢。后梁开平二年（），钱镠遣王景仁前去大梁，朱温问曰：“钱王平生有所好乎？”对曰：“好玉带、名马。”朱温就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10匹赐钱镠。钱镠孙子钱文奉也喜欢打球，击鞠技艺“冠绝一时”。新城人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仕四王，官至丞相兼中书令，“至老不废骑射，常击球广场”。说明击鞠活动至少在社会上层中是十分流行的。
以上，我们分几个方面粗略地对唐五代时期杭州城内的吃喝玩乐活动进行了描述。由于史料记载的详略不均，相关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完整，总体上显得有些零乱。但透过这些资料，我们还是能简单构勒出杭州的社会生活风尚。北宋欧阳修谈到吴越国灭亡后，杭州城仍然十分富足，“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柳永《望海潮》谈到宋朝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矶，户盈罗绮，竞豪奢。”在这样一个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城内的吃喝玩乐必然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希望能从上述这些研究中由一个侧面反映出杭州发展的历史进程。
（原文刊发于《浙江学刊》年第1期，已删除所有注释。作者张剑光，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田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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